基于超系统论的城乡空间协同发展模式

超系统论是20世纪90年代建立在协同论和超循环论基础上的系统论[1].它将环境容量有限性所导致的系统发展与稳定之不相容,进而表现为发展之不可持续作为最重要的问题,其核心思想是协调发展与良性循环,即超出各单个系统,通过超循环,与其他系统互利合作、协同进化,耦合成某种更高层次上的超系统,从而在该超系统的进化中,寻求作为其组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农村党员培训是建设学习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途径——对广西农村党员培训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农村党员培训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载体之一,是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有效实践。文章从当前广西农村党员培训的实践分析入手,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分析了在当前建设学习型政党背景下,广西农村党员培训实践中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收获,并针对农村党员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建议。     

论家庭抚育功能外化对青少年社会化的挑战——基于对苏州市托教机构的实地研究

家庭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家庭的抚育功能正在发生外化。在这一背景下,青少年社会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影响青少年的人格培养、导致青少年产生自我认同危机、造成青少年角色失调与混乱以及由青少年社会化自主性增强所导致的与家庭传统权威的冲突。     

改善油田基层乙方员工心理健康的对策分析

作为国有企业,油田肩负着发展中国石油事业的重大责任和使命。然而,油田基层长期奋斗一线的乙方员工因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问题,频繁出现紧张、悲观、麻痹、浮躁和不合作等五种不健康心理,对此,要结合管理者、思想政治工作者、心理医生和员工自身四方面的努力,才能逐步改善油田基层乙方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     

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互动机制探析——以南京市“迎青奥”英语推广为例

在迎接2014年“青奥会”的各项活动中,英语推广成为南京市各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在此背景下国家、市场和社会形成了一种互动机制.虽说在政府部门,英语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它的“国际化”表征作用;对于市场主体,青奥英语推广意味着无限商机;在社会层面,志愿者的动机同时掺杂了利己和利他两个方面.但是,国家、市场与社会并非泾渭分明的独立存在,三者的互动机制首先表现为全能政府对市场与社会的统摄和渗透:市场目标的实现以契合政府目标为前提,而在志愿者的动员与组织中,国家力量亦是无处不在.另一方面,社会力量正在发挥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已初露端倪.     

探寻宪法解释的中国之路——读范进学教授《认真对待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研究和宪政建设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前的宪法解释研究,应从理论体系的研究转向制度层面的实施,在尊重宪法文本权威的前提下,在维护现有宪政体制稳定性的基础上,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来推动中国的宪法研究和宪政建设。     

关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立法的几个问题——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阐述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立法的重要性和意义、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再论环境资源法的伦理意蕴——以消费主义为视角展开

消费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消费模式已经为全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构成了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困境。因此,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困境,摒弃和超越消费主义价值观,取而代之以生态主义伦理观便成为人类寻求解决危机的必然之道。生态主义是环境资源法选择并设定的伦理基础,用生态主义诠释环境资源法的规则、规范是环境资源法伦理思想的应有之意。环境资源法的法治观、建构基础以及动态运行基础都是与生态主义相一致的。     

东亚金融合作:机遇、挑战和对策——在第三次东亚金融合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2007年4月7日-8日,由外交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东亚思想库网络第三届东亚金融合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是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一些东亚金融界与政界要人应邀与会并作主旨发言。虽然与会人士都为当前东亚经济活力的恢复与东亚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但同时对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下东亚经济金融所面临的新形势表示担忧,进一步全面推进和强化东亚金融合作就显得尤为紧迫与必要。流动性过剩、美元化、外汇储备风险、汇率稳定和私人资本流动等成为描述当前东亚经济金融形势的关键词;推进现有合作机制,加强区内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合作,实现官方合作与民间合作良性互动,寻求本地区货币汇率的稳定,推动本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让本地区资金留在本地区,则成为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为了让更多的人分享专家们的精彩发言和深刻思想,特将发言整理发表。     

1895—1898年日本售台言论的形成与舆论的影响

本文分析19世纪末日本朝野积极据台意念的产生以及稍后消极售台言论的形成;并描述和评说清政府在朝野菁英的舆论压力下,于“台湾卖却论”形成之前后展开护卫国土之“押台”与“赎台”的行动及其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