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权语词在中国的使用

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朝政府在各种压力之下,权衡利弊,颁行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而开创了中国立宪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的宪政之路。但是,宪法、宪政毕竟是舶来品,在与中国特定国情相结合过程中,产生了种种的理论上的激烈争论;亦在实现宪政之路上出现了种种的曲曲折折。当然,中国要实现宪政、必然要实现宪政,这是历史之大势,浩浩荡荡,奋勇向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在《钦定宪法大纲》颁行一百年之际,反思清末的立宪与中国的宪政之路,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浅论法律的目的

作为人类长期生活过程中发展形成的制度事实,法律具有目的性。法律的目的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特点,法律的目的可分为价值论层次的法律目的与工具论层次的法律目的。法律的目的与法律的价值、法律的理想、法律的作用既存在区别,也存在联系。     

论法的价值与正义

正义始终是自然法的最高价值追求 ,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价值理想。正义在法价值论中有着稳定的统帅作用。法要成为正义之法应将正义很好的溶入其中。法同正义有着天然的联系 ,但法又不完全等同于正义。     

论《美国关税法》第337条款调查的特点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美国关税法》第337条款(以下简称337)调查具有程序快捷、适用标准低、救济措施非常严厉、被告反诉权受限制、规则符合WTO五个特点。我国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应对337调查从企业层面,企业应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出自己的核心技术,重视337纠纷的预防并积极应对337调查;从国家和政府层面,政府主管部门应当从宏观的角度构建起中国应对美国337调查的管理体制,并由其出面利用WTO机制,防止337调查的不正当适用。在立法上也应尽快制定中国337条款;从学术理论层面,应加强对337调查的研究。     

农工党参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各民主党派参与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供了实践的条件和历史背景。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为民主党派参与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供了实践平台。农工民主党的界别优势决定了其在参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中具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本文以农工党参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实践为例,分析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索在我国加快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更好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有效途径和思路。     

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路径新探

如何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客观需要。本文主张以"刑法正文"———"体系化的文义",作为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标准。在刑法正文范围内揭示需要解释事项的体系化文义的,是解释;反之,是类推。与"字面含义"、"真实含义"、"通常含义"、"可能具有的含义"等概念不同的是,"刑法正文"是一个结构性概念,表现为从"点"到"面"再到法律体系之整"体",它首先着眼于某一个具体的刑法分则条文,并进一步地关注与这一分则条文具有密切联系的若干个分则条文,然后是刑法分则以至整部刑法,乃至于整个法律体系范围内,发现待解释事项的"体系化的文义"。     

新时期国有企业青年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以京投公司为例

青年工作是国有企业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是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文章阐释了国企青年工作的重要意义,对新时期国有企业青年工作面临的形势、应把握的原则进行了分析,重点就青年工作实践活动进行了阐述,对搭建青年工作体系、深化工作机制、丰富工作方法、提升青年工作影响等,用详实的案例和具体做法进行介绍,以供分析和研究.     

从科层结构到平台结构:基于数字化时代企业权力的合法性重建

合法性是企业权力的题中之义,企业权力关系往往通过组织结构的安排来体现,权力与组织结构相互建构,从科层结构向平台结构的转变,昭示着企业权力的重置,这一变化的实质是数字化时代企业权力合法性的重建.科层结构因奉行工具理性的本质契合了工业化社会追求企业效率至上的要求而获得成功,因此而为其赢得了合法性.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社会的价值取向日益转向对价值理性的关注和追求,于是引发了人们对工业化社会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反思:科层结构所表现的由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的状况与后工业化社会的价值转向是格格不入的,由此成为触发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诱因.近些年兴起的平台结构以其扁平化、去中心和无边界的耗散结构回应了数字化时代对个体价值、自主管理和合作共赢的诉求,消解了科层结构的合法性危机,为重建合法性奠定了价值基础、制度基础和有效性基础.     

基于协同论的高校纪检机关监督创新研究

高校纪检机关作为党的纪检机关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延伸,在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对高校纪检机关监督主体的协同性进行分析,认为高校纪检机关强化监督应当发挥本体监督、高校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监督的实际效果,从而建设一支优良的高校纪检干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