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交通违法行为处理方式的几点思考

道路交通事故是目前越来越引起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建立信息化、规范化、科学化和简约化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理方式是建立现代化交通管理模式的时代要求。以机动车驾驶人持金融牡丹交通卡为信息载体,实现交通违法人直接向银行缴纳罚款的违法行为处理方式,可以有效达到简化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环节、方便群众的目的。     

参与、对话、共享:试论新型控辩关系的构建

我国控辩关系失衡由来已久:规范维度上,立法滞后、保障不力;实证维度上,控方一家独大,辩方权利萎缩;观念维度上,长期权力本位,辩护权倍受歧视。新型控辩关系构建,须从参与、对话、共享三方面入手。其中,参与机制需要从制度上保证辩护人全程、全面、立体化介入诉讼;对话机制源于戴维·伯姆的对话理论,通过控辩对话消除侦控过程的思维碎片化,建立互信、强化协作;信息共享机制源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司法寻租,须构建以控方为主、辩方为补充的信息披露义务,让各方在公开透明的司法程序中公平竞技。     

中国反倾销涉案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特征与启示

当今世界,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分工和贸易体系是推动全球贸易扩张以及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模式。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所形成的利益分配和冲突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国间的贸易摩擦。中国已连续多年来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该文通过反倾销数据和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指标数据分析了中国近些年来遭遇反倾销的情况以及相关涉案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旨在为相关企业及产业制定应对反倾销的措施提供方向,进而为推动价值链升级提供参考。     

丹尼尔·贝尔对马克思的三重误读

基于所处时代哲学任务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其理论时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鲜有对文化领域的观照。而马克思逝世后,科技理性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工人运动的走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发展以及现代性危机的涌现,似乎与马克思理论的阐述都有所不同。如此种种,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文化观、社会发展理论的误读,以及对现代性问题实质的误判,出现了经济决定论、唯物史观过时论等论调。其中,丹尼尔·贝尔则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他以“意识形态终结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后工业社会”等大观念为基础,构建了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却无不映现其曲解、否定马克思主义,宣扬历史唯心主义观念论的错误。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文化观和现代性问题三个层面对贝尔的误读进行梳理和回应,可澄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     

论我国电子商务安全立法的四种规范

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确保电子商务活动的安全,我国对网络及网上交易的立法也不完善。但人们一般都混淆系统及网络管理规定与电子商务安全规范的概念,认为我国已经建立起完备的电子商务安全法律体系。本文对此提出质疑,并在分析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及立法状况的基础上,论述了电子商务安全立法在运作、认证、结算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四种规范,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     

BOT中政府保证的相关法律问题

ＢＯＴ作为一种新型的利用国际私人资本进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方式,已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和采用。但其在理论和法律规范上还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政府保证的法律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目前我国政府对ＢＯＴ中的政府保证基本采取拒绝的态度,这对吸引外国投资者参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有消极影响。因此我国必须抛弃对政府保证的疑虑,对ＢＯＴ项目作充分而适当的政府保证。本文将就ＢＯＴ中政府保证的几个相关的法律问题加以分析。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法律思考

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对《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调查和处罚(暂行)规定》理性评析

主要对即将出台的<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调查和处罚(暂行)规定>,从立法依据、不正当低价的认定、进出口商会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作用、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认定、出台该规章的定位、实施效果的预测以及解决我国遭受国外反倾销的根本途径等进行了论述.     

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认同问题

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认同问题.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任务是将国民对各自民族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在尊重多元的民族认同基础上建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建没包括政治认同建设和文化认同建设.其中,文化认同建设是根本,稳固的文化认同可以消解政治认同危机时国家认同危机的程度."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认同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必须及时同应国家一体化建构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互动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