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商业模式的变革对著作权制度的影响

软件业的发展历经盒装软件、网络发行与软件即服务(SaaS)三种商业模式,每一种商业模式的出现均对著作权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盒装软件商业模式下,著作权法主要注重对软件复制权的保护。网络发行模式则对软件的发行权提出了挑战,同时,软件侵权的方式和软件提供商获取著作权收益及维权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建立在云计算基础上的SaaS模式,不但软件著作权的保护内容、发行方式和侵权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软件提供商对保护其著作权的方式也进行了创新,其实行的更严格技术措施和许可合同,甚至引发了是否合法的激烈争论。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的股东权利限制研究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股东权利限制是危机时期社会规制的需要,规制的原因包括维护金融稳定、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维护存款者的市场信心和预防股东道德风险发生。但股东权利保护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这就在"限制"与"保护"之间形成矛盾,这是银行生存的不同时期,股东行使权利正当性基础的差别造成的。因此,分析银行运行不同时期股东权行使的正当性基础,是论证银行危机处置期股东权利限制必要性的基础,同时,股东权利的限制必然影响到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利结构平衡,故从法律规制和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对"矛盾"的协调提出完善的建议。     

试析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印关系中的作用

南方丝绸之路从古至今在推动中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印关系发展的过程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为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中印两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功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条连接中国西部与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正在继续为推动中印关系发展和中国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重振“南方丝绸之路”，让这条古老的大国际通道重振昔日雄风，对中印两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涉外所有权保留法律适用的分割制

所有权保留因为兼具债权与物权的双重性质,其法律适用问题单纯按照债权法律关系,抑或是物权法律关系解决,都难免有失偏颇.分割制作为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革命开始被广泛应用的制度,其主要的做法即是对案件中的各个特定问题分别进行选择,有利于实现判决结果的实质正义.从分割制自身的适用特点来讲,其可以有效地预防法律规避带来的不良后果,并且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国际私法的价值.从所有权保留制度本身来看,其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具有不同特点,其债权法律关系和物权法律关系的相互交织,要求所有权保留的法律适用问题通过分割制解决.涉外所有权保留法律关系的适当法就应该是将该法律关系分割为包含主体缔约能力问题、买卖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买卖涉及第三人利益等几个方面,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并通过世界各国立法例检验,证明分割制在涉外所有权保留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有旺盛的生命力.     

论涉台投资法律保护的现状、问题及其相关思考

自1988年以来,祖国大陆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涉台投资法律和法规,尤其是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台胞投资保护法》和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台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在促进台胞直接投资、确保台商合法权益以及推动两岸经贸交流方面取得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成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这些法律和法规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面对和审视,并提出健全和完善的合理化建议。     

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经验与改进路径——基于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思考

2020年暴发了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武汉构筑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公安机关以"当先"精神维护社会治安、基层社会组织全力以赴维护社区秩序、社区物业积极配合封控小区、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防控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经典模式。基于武汉应对疫情防控模式的经验总结,下一步应从法律完善、治理技术保障、激励机制保障、社会力量保障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多元主体参与治安治理的良性格局,为常态化防控提供借鉴。     

Portable high‐resolution automated 3D imaging for footwear and tire impression capture

The forensic science community raised the need for improved evidence recognition, collection, and visualization analytical instrumentation for field and laboratory use. While the 3D optical techniques for imaging static objects have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there is still a major gap between current knowledge and collecting high‐quality footwear and tire impression evidence. Among optical means for 3D imaging, digital fringe projection (DFP) techniques reconstruct 3D shape from phase information, achieving camera‐pixel spatial resolu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high‐resolution 3D imaging technology using DFP techniques dedicated to footwear and tire impression capture. We developed fully automated software algorithms and a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that allow anyone without training to operate for high‐quality 3D data capture. We performed accuracy evaluations and comparisons comparing with the commercial high‐end 3D scanner and carried out qualitative tests for various impressions comparing with the current practices. Overall, our technology achieves similar levels of accuracy and resolution with a high‐end commercially available 3D scanner, while having the merits of being (1) more affordable; (2) much easier to operate; and (3) more robust. Compared with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casting, our technology demonstrates its superiority because it (1) is non‐destructive; (2) collects more evidence detail than casts, especially when an impression is fragile; (3) requires less time and money to collect each piece of evidence; and (4) results in a digital file that can easily be shared with other examiners.     

我国程序性辩护的现状和完善

在对抗式司法理念的指导下，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强化其辩护权以及实现控辩双方平等武装成为刑事诉讼立法的焦点。伴随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程序公正在刑事诉讼法中地位的提高．程序性辩护逐渐进入立法者的视野。《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确认了程序性辩护制度，并构建了相应的配套机制．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当从构建司法审查制度和优化程序性制裁机制两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提高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

提高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公平理论.在政治层面,所谓公平,主要就是要符合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在经济层面,公平原则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在先天资源收益方面的平均分享原则,在后天劳动收益方面的按劳分配原则,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保障原则.在文化层面,公平就是要有公平精神,就是要在人文价值中体现平等、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现实中,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和对策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做到相对公平.主要思路有:要合理界定产权;国家要积极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国家要限制劳动收入差距过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平均水平应当是社会上最高的,在收入分配上要向专业技术人员倾斜;建立民主、协商、公开的政治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营造有助于实现公平的社会发展环境;建设包含诚信、理性、敬畏精神的文化;社会发展要多提倡精神文明建设;收入要尽可能阳光化等.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