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与使命--中国抗战研究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

在纪念抗战60周年的帷幕降下之后,我们应反思多年来在抗战研究中的诸多不足之处,诸如研究抗战的力量不够,出不了大作品,实证性研究太薄弱,纪念馆、博物馆等严重不足,没有纪念抗战的仪式,等等,这些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     

伊拉克的涉外投资法

<正> 一、主要的投资立法伊拉克最基本的投资立法有两个:一、1973年第22号法令,即《工业投资发展和组织法》。二、1973年第157号法令,即     

国际商业合同和谈判的通用术语及条件

<正> 本文包括几乎所有通用的条款,这些条款对任何商业合同是必要的或者是有用的。同时,提出一些有益的评论和解释,帮助你决定那些通用条款对你打算中的商业协定最合适。1.当事人的资格(Identification of the parites)在每一个协议的开头,可以发现协议当事人的名称和地址;在一方当事人是公司的情况下,那么,约首就应该详细说明公司据以组成和存在的法律。     

禽骨髓细胞瘤病自然病例的病理学研究

对禽骨髓细胞瘤病显性型病鸡、ELISA阳性的隐性型病鸡和阴性对照鸡进行了病理学研究。结果表明 ,临床症状明显的显性型病鸡肝、脾、肾、睾丸 (或卵巢 )、肺等组织有灰白色结节状病灶和不同程度的肿胀 ,甚至在股骨或肋骨等处出现大小不一的硬固肿块 ,镜检病变部位有大量髓细胞样瘤细胞 ,呈典型的骨髓细胞瘤病的病理特征。电镜下瘤细胞病变明显 ,瘤细胞胞膜下疑似病毒样粒子 ;在自然病例肾悬液感染的鸡胚成纤维细胞培养物中巨噬细胞的膜性结构上发现增殖的病毒样凸起。ALV J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检出阳性、无明显临床症状和眼观病变的隐性型病鸡 ,光镜下骨髓、肝、卵巢、心肌等组织中可见与显性型相同的髓细胞样瘤细胞 ,但数量较少。ELISA抗体检测阴性对照鸡骨髓中胞浆含有嗜酸性颗粒的髓细胞明显少于阳性鸡 ,除在肝、卵巢等组织中偶尔出现外 ,其他组织很少见到。     

完善证人制度的价值目标及模式选择刍议

我国迄今没有一部完整的证据法 ,有关证据的立法体现在三部诉讼法中 ,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证人制度 ,影响了当事人运用这种独特证据查明事实 ,佐证诉讼主张。我们应当在深刻全面认识证人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基础上 ,确立一套规范而完整的证人制度 ,确保证人能到庭如实作证 ,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     

俄罗斯学者关于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综述

对俄罗斯民族的起源和命运的深刻思考,似乎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课题。十月革命后,在俄国侨民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和政治流派,“在历史哲学文献中称之为‘革命后的’思想流派,这些流派之一就是欧亚主义。”1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一词是从其同根词Евразия(欧亚大陆)演变而来。《苏联百科词典》对Евразия的解释是:地球上最大的大陆,在北半球(其部分岛屿在南半球),面积约534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7亿(1976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和苏联。欧亚大陆包括欧洲和亚洲2。欧亚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哲学和…     

东京：国际大都市之路——兼论对上海的启示

东京是是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日新月异的上海正跻身于国际大都市之列,但与东京仍有不小的差距,借鉴东京发展的经验,例如,确立大都市的中枢管理功能、为城市发展预留广阔的空间、卫星城市的布局、建设城市群体的交通、全面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准等,对上海今后迈向国际一流都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鲁迅与中法文学交流

鲁迅的文化活动是从翻译介绍法国文化开始的;鲁迅在他的一系列杂文中,联系中国现状,对法国许多文学大师进行了评价;鲁迅与法国作家又有很深的文学姻缘。鲁迅与中法文学交流是一个重要而研究尚不得深入的课题,从中可折射出法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也为全面评价这些作家提供异域的文化参照。     

反腐败要义：限制、规范、约束权力

反腐败,根本的对策,应从腐败的源头———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入手,限制权力,防止权力膨胀;规范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约束权力,防止权力异化;从而形成掌权者不能腐败,难以腐败的社会氛围。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Crimes of the Nazi and Soviet Occupation Regimes in Lithuania: successes,challenges, perspectives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Crimes of the Nazi and Soviet Occupation Regimes in Lithuania and outlines the work it has accomplished to date. The author reviews the problems and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the Commission’s research into the post-1940 period of Lithuania’s history and describes the clashing perspectives inherent in the starkly different Lithuanian, Jewish, Western and Soviet wartime narra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