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社会理论与社会“弱势化”心态矫正

社会＂弱势化＂心态是当前社会转型期值得警惕的社会问题,其本质问题是社会权利贫困问题。权利贫困决定了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加剧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失衡,从而引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妨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此,必须适时着手赋权社会的改革,使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更多的生存、发展、医疗、教育和文化等社会权利,获得和分享更多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以权利同质和机会均等实现包容发展。     

少数民族文化风险及其法律规制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风险主要指利益分配不均衡引发的风险,文化贬低引发的风险,少数民族文化尊严被漠视引发的风险,传统文化流失所带来的风险,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风险等。少数民族文化风险的法律成因主要导源于中国历来的产权制度缺失现象在少数民族文化领域的体现,现行文化法制的缺陷,文化类国际公约在中国实施不充分等。域外的社区知识产权模式、公有领域作品使用付费制度、文化财保护制度、生态博物馆制度、土著权利保护模式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风险的法律规制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风险法律规制应建立公法与私法并用的混合模式,特别是要构建传统文化产权制度并促进少数民族民众对其文化保护的有效参与。     

贵州西江苗族民间歌谣内蕴之民俗事象管见

民间歌谣与民俗往往同时存在,相互渗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贵州西江苗族民间歌谣亦涵盖了丰富的民俗事象,在此对苗族民间歌谣内蕴的民俗事象作一析理,以期为人们更好地了解和研究苗族文化提供可参鉴资料。     

中国劳动法学发展回顾——以社会法学会10年年会（2003-2012）综述为样本

以社会法学10年年会综述为样本,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最为剧烈的10年中劳动法学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向,以年会主题为中心线索,在理清脉络的基础上得出年会论题的生成逻辑及劳动法学知识积累、理论创新的路径.另比较教科书的内容体系,发现劳动法学的研究和学科发展缺少劳动法学方法论的指导.基此,要完善劳动法学方法对知识创造、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贡献,同时还方法论在社会法中以应有地位,以知识和方法共塑劳动法话语.     

试论我国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存在的问题、原因及路径选择

非政府组织参与政震的过程对于平衡多元社会利益,推动政府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并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进而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政策参与中面临着法律体系不健全、运作资金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和监督乏力等现实问题,应该从法律、制度以及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等层面有针对性地予以应对,解决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问题,以期提高政府决策能力,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赖斯访谈中的间接话语策略分析

以赖斯在《杨澜访谈录》中的访谈实录为文本,主要研究政治人物在访谈中故意打破合作原则,通过巧妙利用模糊限制语和降低信息准确度两大语用策略,成功实现保证会话顺利进行和维护自己的"面子"的双重目的。从语用功能角度出发,试图对隐藏在这场高端对话背后的语言策略进行批判性分析。     

对小微型公共餐饮企业用气安全的几点思考

针对小微型公共餐饮企业在燃气使用环节所暴露出的严重安全问题,本文提出了政府有关部门应落实和加强对小微型公共餐饮企业燃气使用环节的安全监管,小微型公共餐饮企业应强化和落实企业用气安全的主体责任,有关监管部门、燃气经营使用单位、社区等应建立健全多层次社会化的用气安全知识宣传教育网络,以增强全社会防控燃气事故的意识和能力等建议.     

后发谜题:劣势抑或优势?

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重评以“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为焦点的“林杨之争”，能够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辨析国际发展形势，保持发展的独立性。从制度获得方式和制度发展的长期性来看，中国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经济的同时，须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发展道路，使经济发展的抽象制度规律与中国的特殊实践和国情相结合。     

鞋内底不同部位接触DNA提取初探

目的探讨鞋内底不同部位接触DNA提取检出率。方法取100名20-30岁的志愿者，将其穿用过的运动鞋和皮鞋鞋垫设置成不同穿用时间组、不同材料鞋垫组、穿用后不同放置时间组，根据脚的形态学及运动力学特点，将鞋垫分成8个区域进行脱落细胞提取，并进行DNA进行检验。结果鞋垫上8个不同区域提取到的脱落细胞DNA分型检验效果不同。足弓外侧区（足引折弓除外）的接触DNA检出率最高；足弓内侧、第1趾骨区、第1跖骨区及足跟区次之；第2～5趾骨区、第2～3跖骨区、第4～5跖骨区不容易成功提取到接触DNA。结论鞋内底接触DNA检出率与接触时间、放置时间、鞋垫材质均相关，分区提取检验DNA更有针对性。     

论辨认的法律属性及其结论的证据能力

在我国，辨认的法律属性尚不明确，因此，法院难以确定辨认结论的证据能力标准，实践中多按证人证言对待。这种处理，同世界多数国家相比，实际上是降低了辨认结论的证据能力标准，增大了误判的危险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则对辨认未作任何规定，使辨认作为侦查措施的正当性和辨认结论作为证据的合法性都成为问题。这种状况必须及时改变。建议在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在侦查措施和证据部分增加相应内容，对辨认程序进行规制，将辨认结论作为单独的证据形式规定，并将前面有关程序性规定作为评判辨认结论证据能力考量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