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隐私权保护中的问题与对策

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无论是在纳税人个人隐私信息的收集与保管、使用与公开,还是在个人隐私信息侵权救济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纳税人隐私权被侵犯问题。为此,本文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对纳税人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保管应该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进行,并适时更新保持信息准确;纳税人个人信息使用与公开要合理合规且合法;完善保护纳税人个人隐私权的法律制度,制定《个人数据保护条例》等。     

PRC Tort Liability Law Helps Protect Human Right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rt Liability Law, which was adopted at the Twelfth Ses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Elev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December 26, 2009, became effective for implementation on July 1, 2010. Back in 2002, a draft of the law underwent initial examination by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社会正义与制度建设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然而,中国当代的正义存在一些缺损问题,即正义取向出现了偏差,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算术正义与比例正义、交换正义与分配正义等正义形式出现了缺损。本文提出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改善正义缺损问题的现状,因为制度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网络参与下的政府行为选择

网络参与具有技术性与政治性、普遍性与特殊性、间接性与直接性、有序性与无序性等多向度、双重性的特点。这些特点的交织,决定了网络政治参与既可能有利于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又可能使政府行政陷入困境。因此,担当公共责任、增强回应能力、引导有序参与,是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阈下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从法治视角的分析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来看,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需要实现从政治模式向法治模式的转变。本文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政府间转移支付的传统运作模式及其不足,并从法治的视角提出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发展方向。     

整体型治理的行动逻辑

整体型治理是继新公共管理运动后在全球兴起的一场治理革命,它是在当前公共治理碎片化和风险社会来临的背景下为解决棘手难题而进行的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建。整体性治理是从新涂尔干主义途径来寻求公共治理的协调和整合,并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治理效率。当然,在寻求公共治理工具理性的同时,整体性治理通过恢复公民身份和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来获得价值理性。     

论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

本文以地区而不是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作为理解和解释国际政治与国家行为的概念基础,构建起一个地区与国家相互塑造的分析框架。透过这个框架,可以解释:地区对国家的地位与权力、认同与观念、政策与行为的塑造;与此同时,国家的相对权力及其变化、观念和政策及其转变还对地区体系和制度秩序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地区与融入其中的国家处于相互塑造的过程中。彼此从对方那里吸取不同的元素,并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进行重塑和改造。地区与国家之间存在基于过程选择的互动关系,它为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与亚太周边地区变化中的新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     

民众法律认同初探

本文试图从民众的角度来理解法治,认为民众与法治的关系是法治的根本问题。如果法治是以确立民众在法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民众对法律的真诚的信仰作为最终的目标,那么,在中国的传统和观实的压力下,要实现这一目的,民众的法律认同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本文初步探讨了民众法律认同的概念、特点、意义、内容、方式等等。     

论法律概念的特征

法律概念是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没有法律概念,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法律问题。与哲学、政治学等学科相比,我国的法学对法律概念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运用法律推理,必须首先研究法律概念。本文从研究概念入手,阐明了法律概念的涵义以及法律概念与一般概念的不同点。从立法、司法的角度,分析了法律概念的特征。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

目前学界尚未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问题上达成共识。对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内涵的界定,应该从证明标准与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证明责任的关系入手。本文通过比较两大法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及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在坚持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正当程序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在区分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的前提下,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