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预算改革:未来的挑战

1999年以来,中国启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预算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十余年的预算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基本上建立起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同时,也在预算权力结构、综合预算、总额控制、绩效预算、现金和债务管理、会计改革等方面面临着挑战。未来,中国应更加深入地推进预算改革,建立现代公共预算制度。     

“邻避运动”在澳门的兴起及其治理——以美沙酮服务站选址争议为个案

由选址问题引发的邻避运动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自回归后第二个五年来,具有邻避特征的公共设施选址争议在寸土寸金的澳门日益增多。本文以澳门美沙酮服务站选址争议为个案,从风险认知和决策模式两方面分析了社区居民反对政府选址政策的原因,进而提出在社区层面引入参与式治理,期冀从源头上应对邻避抗议运动。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第一,对邻避运动的关注,能够拓展澳门既有的抗议研究;第二,对邻避运动的治理,能够为参与式治理的社区实践提供契机。     

近年来英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本文主要以英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改革为分析对象,以90年代以来英国历届政府的行政改革为线索,简要梳理其发展轨迹,认为英国公务员录用制度改革具有注重维护公务员制度核心价值和原则、录用形式开放和多样化、注重改进公务员录用程序与方法等基本特点。关于英国公务员录用制度改革措施及成效需要结合其他公务员管理制度的改革加以认识     

教育信托制度:公立高校管理机制的创新

构建合理有效的公立高校管理机制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教育信托是公立高校管理方式的一种创新。从性质上看,教育信托属于一种公益信托。教育信托制度有利于避免政府的不当行政干预,保障公立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利于提高公立高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有利于防止公立高校国有资产的流失。构建我国的教育信托制度时,可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担任教育信托的管理机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担任教育信托的监察人,并对公立高校的权利与义务、受教育者的权利等问题加以规定。     

基层政府服务力评估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存在忽略成本甚至不计代价的非持续性发展的评估模式,严重影响了绩效评估的公信力。本文创建基层政府服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优化评估方法,运用基层政府服务力指数法,从纵向、横向把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全方位地展示出来,使基层政府自身以及上级政府能全面、客观地掌握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为进一步推动基层政府改革提供依据。     

国际组织在政策转移中的作用研究——以UNDP参与中国小额信贷政策为例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国际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组织反过来在中国政策变迁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辨析超国家组织的"超国家性"和国际组织的"国际性",提出了国际组织在跨国政策转移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在实证上,文章研究了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在中国小额信贷政策制定中的作用。UNDP在最近十多年间有策略地向中国政府推介小额信贷扶贫政策的过程中扮演着信息传播者、政策试验室和政策顾问三方面角色。另外,国际组织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转移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主权和政策价值的冲击。     

我国侵权责任法知情同意条款评析

我国《侵权责任法》知情同意条款存在许多可资称道之处,比如,它明确了违反告知义务将导致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坚持了“信息告知”与“诊断治疗”两种情境的区分,就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和例外做出了原则规定,没有赋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以终局性。但是,它也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它需要进一步凸显知情同意规则的特质、明确信息披露的标准、启用“实质性信息”概念、紧缩“医疗特权”的适用范围。     

法的人本主义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是中外历史上人本主义、民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有关这一命题各种进步理念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它的具体内涵可归纳为如下十点: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崇尚和彰显人性;坚持人的独立自主;尊重人的首创精神;权利优位于义务;权利优位于权力;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权是现代法律的根本目的,以人为本应成为现代法律的根本价值准则。依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可以将其概括为法的人本主义。     

论纯粹精神损害赔偿

纯粹精神损害是指自然人于其民事权利未受侵害情况下遭受的精神利益损害。在受害人利益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大趋势下,纯粹精神利益损害赔偿成为各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难以回避的理论难题。纯粹精神损害存在两种类型:可推知的纯粹精神损害和可证实的纯粹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规定人身利益损害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意义重大,但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建立多重限制规则避免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疡。     

论量刑信息的调查

确保量刑信息得到全面、准确的调查,是量刑程序改革所要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中国迄今没有引进"量刑前报告"的可能性,也难以将少年司法中的"社会调查报告"推广到"成年人案件"的量刑程序之中。在量刑建议制度的推行中,一直存在着"重量刑结果、轻量刑信息"的问题,而律师在从事量刑辩护过程中也对量刑信息的搜集不予重视,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被害方对量刑程序的参与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可以向法庭提供新的量刑信息。为实现量刑裁决的公正性,为了使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受到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法院有必要对量刑信息的调查确立更为合理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