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中地方政府的竞争问题

地方政府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工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治国方略的政策执行者、推进者。     

试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和东盟十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各国的相互合作过程中,争端解决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协定》(CAFTA争端解决机制协定)为中国和东盟全面的经济贸易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和提供了法律保障;WTO的争端解决程序是从GATT1947争端解决程序发展而来,历经半个世纪,不论从制度设计和解决问题的效果来看,都日趋成熟并运行稳健,已日益成为通行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本文通过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制度的介绍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使前者吸取后者的成功经验并在后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自身。     

韩国青少年研究机构现状初探

韩国青少年领域的研究机构包括政府出资的韩国青少年开发院、大学青少年相关院系及民间青少年研究机构等,这些机构均十分活跃地开展着有关青少年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韩国青少年开发院,作为韩国青少年研究方面的权威机构,在韩国政府制定青少年政策和青少年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青少年自主性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政策执行问题分析

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政策执行的效果受到政策本身的科学性、执行者素质以及政策运行与监督机制等因素的影响。要避免政策执行不力,必须加强政策宣传,培育政策执行环境;实行依法行政,提高执行人员素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政策执行运行和监控机制。     

法律方法的技术意义和规范意义

法学作为科学,是因为法律方法不仅应当,而且事实上能够实现法律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安定性。从科学性的角度看,法律方法具有技术意义,并表现在三个方面:实用价值、效率价值和规范价值。法律方法不是一般的技术,而是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技术。法律方法的规范意义与实现和维护法治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其对法治的功能表现为形式功能、自律功能和批判功能。强调法律方法的规范意义是伸张法治和法律客观性的需要。     

澳大利亚儿童权益保护立法评介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以家庭法和子女抚养（评估）法为研究对象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自出生起就享有神圣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获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十分关注儿童问题,注重加强对儿童权利保护的立法。澳大利亚1975年家庭法、1995年家庭法改革法和1989年儿童抚养(评估)法均对儿童权益保护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以期保障儿童的权益。其有益的立法经验对完善我国婚姻法有关儿童权益保护的立法具有启示意义。     

行政法背景下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机制的再评价

公众参与机制是现代行政法的重要内容。就理论层面而言,该制度所包含的内在价值与共和、自由、审慎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就实践层面而言,该制度也存在着参与不足与参与过度的问题。国外公共参与制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重构公共参与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试论我国习惯的地位及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合会”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合会这一广泛存在的民间融资习惯的分析,初步探讨习惯在我国的地位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首先分别阐述了合会在制定法上与实际生活中的地位,认为国家制订法应当认可习惯,而习惯由于传统外在权威的缺失去也需要国家法的确认.在此基础上从实然和应然的层面探讨了习惯和国家法之间的关系,指出从现实角度来看,在司法、执法环节,习惯被国家法默认;而从理想的角度来看,习惯应当被国家立法所认可.     

再谈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统计问题

“也谈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统计问题”发表后,农业人口统计资料失真后该怎么办,我国目前到底是农业人口多还是非农业人口多?这成为笔者需向同行和读者认真回答的两个问题。对前者其办法不外乎以下五种:一是取消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划分,而代之以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二是继续让原有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资料滥竽充数;三是借用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中有关中国农业人口的资料;四是公开宣布公安系统统计的人口数据是农业户口的人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人口;五是千方百计搞一套接近实际的中国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资料。前三种办法均不可取,第四种办法从公安系统来说,也许有一定的保留价值,但它无助于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统计问题的解决,所以,只有第五种办法才是科学合理的;对后者,如截至目前,肯定是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多。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