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超额外汇储备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直接地反映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持有过高外汇储备不仅机会成本过大,而且使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削弱,通货膨胀的压力随之加剧。由于对冲策略的不可持续性,必须采取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转变出口导向的外贸战略,完善宏观政策调控手段,加强储备管理,增加实物资产储备等手段解决外汇储备过高的问题。     

全国高职成高院校学报联络中心2006年年会暨编辑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06年10月22日至25日,全国高职成高院校学报联络中心2006年年会暨编辑学学术研讨会在美丽的泉城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职和成高院校的百余名学报同仁聚集于燕子山下,为高职成高院校学报的发展献计献策。本次会议由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承办,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     

论系列杀人案件的信息披露工作

侦查工作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件信息占有量和信息利用程度。系列杀人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大,侦查难度大,必须正确地串并案件,充分利用已掌握的信息,结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犯罪心理画像,通过适当的案件信息披露方式来发动群众协助破案,并警示群众自我防护。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理论、现实及和谐之道

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乡村民间法系统与国家法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是建设和谐农村的一个基本前提。作为一种与国家法相对立的民间法,村规民约在实际运作中与国家法既存在着冲突,也有妥协,还有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应有效界定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在国家立法层面吸纳村规民约合理因素,完善乡镇政府对于村规民约的备案制度,实现司法层面的平衡。     

关于前科制度的两个问题的探讨

前科无须以被实际科刑为前提,而应以单纯的有罪宣告作为构成前科的条件.前一犯罪被判处缓刑的犯罪人可以构成前科.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     

英国非法自白规则论

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英国程序性违法的自白和采用暴力、威胁、许诺、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自白以及毒树之果具体取舍的做法作了较深入探讨.英国非法自白规则采取法定应然性排除和法官自由裁量处理的两种路径.英国对非法自白取舍的标准归根结底在于自白的任意性,而自白的任意性标准是可变的,故英国法官自由裁量的处理仍然是非法自白取舍的主要路径.     

大数据时代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属性分歧及其调和路径

大数据时代下,无论从公民个人信息所涵摄的权益内容还是从规范价值的立法初衷来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属性理应界定为兼具"个人属性+超个人属性"的复杂法益。而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路径既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内部通过立法技术与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调整,也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外部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刑法条款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相衔接。     

基于GTD的教育机构恐怖袭击实证分析及防范策略

在反恐形势日趋严峻的大环境下,教育机构已逐渐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重点目标。基于GTD数据库中所收录的2009-2018年恐怖袭击的数据,以教育机构为研究对象,从教育机构恐怖袭击的发生数量、地域分布、袭击手段,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方面进行梳理,并对两个典型案例(两个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教育机构恐怖袭击主要有以下特点:袭击频发但呈下降趋势、袭击地域分布不平衡、袭击手段以爆炸为主袭击损失小但引起恐慌大等。对教育机构恐怖袭击,应从安保措施、情报预警、危险品管控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加强防范。     

打破政策“黑箱”的制度设计——基于广州政策兑现实践的研究

如何打破政策“黑箱”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政策兑现改革实践为例,探讨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来打开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黑箱”。研究发现,虽然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但是通过统筹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地两端、主观要素客观化、模糊标准明确化、重塑政府流程等,能够形成确定的决策环境,控制非理性因素,约束自由裁量权,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而可以从源头消除政策“黑箱”的形成土壤。广州市政府政策兑现改革过程中,通过“输入—转化—输出”的制度框架设计,形成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结果与评估的政策闭环,并对政策兑现的相关责任单位、流程和时限都进行了严格把控,进而实现对政策“黑箱”内部决策要素的控制。从政策“黑箱”本身入手,破解政策“黑箱”难题,实现政策的阳光承诺和给付,最终形成极具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广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