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12所北京高校作为样本,调查发现学生在对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的必要性、教育者角色、教育内容、途径、方式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并存在一定问题。要针对性地加强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需要确立兼具稳定性和开放性的教育内容体系,挖掘新颖的教育方式,重视榜样示范作用,并对不同专业和年级的教育对象有所区别。     

从概念迁移角度看语言迁移研究中的术语

第二语言习得中关于语言迁移研究的术语存在混乱的现象。从概念迁移角度分析并重新界定诸如正向迁移、正迁移、负迁移、反向迁移等术语,可以看出,正向迁移和反向迁移描述语言迁移的过程,而正迁移和负迁移描述迁移的结果。     

我国域名与姓名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立法研究

我国关于个人域名注册的制度一直不是很明确,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对于个人姓名注册域名而发生的纠纷以及重名对域名注册带来的冲击进行具体的规定和协调。因此,我国应当运行个人域名注册机制、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来保护个人注册域名的行为,建立适合我国域名发展的个人域名注册模式,在处理域名与姓名冲突时,用专门的法律规定来作为解决的依据,并建立域名与姓名权冲突的事先防预机制和制定资格要求争议解决政策。     

国家的概念与国家的生成

从原始国家的产生,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社会,新国家的成立、独立和生成大都遵循了冲突论和融合论的模式;近、现代后,一些新国家虽然在生成的原因上有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民族的、资源的、贫富的、利益的、战争的、地域的、历史的和政治的等原因,但从根本上仍然是社会结构的矛盾产物,是群体性冲突的结果。     

现代学习理念的演进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明确学习型政党的时代内涵是当前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基础性问题。深刻把握学习型政党的时代内涵,需要思考学习的本质与内涵,梳理现代学习理念的演进与变革脉络,明晰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的提出和发展历程。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使人能活出生命意义的组织,具有持续学习力创新力竞争力的组织,使人、组织、社会协同发展的组织。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是一个特殊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与导向的学习型政党组织,这样的政党是以新的学习理念为基础的政党、以提高执政能力为核心的政党、以实现政党目标为宗旨的政党。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地规定学习时间、学习内容,更重要的是要更新观念,理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实现创新与转型。     

新时期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研究

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条件下,青年意识形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方式逐渐凸显其局限性.要尊重教育客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主客体的良性互动;运用现代技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理论阵地建设;优化教育环境,不断增强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感;整合社会资源,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增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用RAPD技术分析鸡毒霉形体广西分离株的DNA多态性的研究

采用随机扩增多态性DNA(RAPD)技术 ,以随机引物成对组合的方式对鸡毒霉形体(MG) 5株广西分离株和 3株标准株DNA进行了多态性分析。结果显示 ,所选用的 2 0条引物中 ,有 3对 (6条 )引物扩增的条带为 2～ 10条 ,大小在 2 0 0～ 30 0 0bp。相似指数分析显示 ,广西MG分离株Y2与WL、CH与Y3的相似指数最高 ,分别为 0 .92和 0 .86 ,其与H2的相似指数为 0 .36～ 0 .6 2。 3株MG标准毒株S6、K2 2 2 1、K15 0 1与广西分离株间的相似指数为 0 .17～ 0 .5 7。表明广西流行的MG与MG标准株存在差异 ,当地的流行株也呈现多样性     

司法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德国之考量

保护性法律理论和制度限制了当事人就环境争议诉诸司法,但德国司法通过判例解释和发展环境法,赋予第三方当事人和扩张环境团体起诉资格,司法同时发挥对环境立法和环境行政的测试和控制,对行政决定进行实体和程序上的充分司法审查。     

毛泽东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探索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对建设学习型政党进行了许多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探索。研究毛泽东关于政党学习的思想，不仅能在理论上为建设学习型政党提供思想资源，更能在实践上提升全党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行动自觉。     

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界定及控制

行政主体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既定事项进行判断、权衡,作出决定的行政措施即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不周延性等特点,必将导致"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大量存在。依照"形式法治"的观点,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属于违法行为,应该被禁止。然而,按照"实质法治"的观点,却并非如此。可以允许型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有其正义基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容忍。但其要满足不违背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和立法目的,基于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整体稳定的考虑和基于个案正义的考虑等条件,并且要接受原则之治以及通过事后说明理由制度接受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