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造型科技人才的培养措施

目前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存在诸多弊端,严重阻碍了创造型人才的培养。为了更好地确定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在对河北省6所高校大学生调查的基础上,从创造性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了高校教学改革的几点措施:改变教学内容过于陈旧,知识体系缺少整合的现象,为学生创新奠定基础;改变陈旧的教学方法,扩展课堂教学的范围;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社会福利中的政治道德问题与集体主义价值观

社会福利是一项需要道德支持的社会事业,是一种充分就业、安全、健康、快乐、社会生活有序的"好的生活"状态。要真正实现理想中的社会福利化,需要由国家和政府出面,以一种高度的政治道德观和复合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大众谋福利。     

基层公安机关成立警训队的探索与实践

成立警训队是基层公安机关进行民警教育培训的新模式。警训队作为公安机关的一支“预备队”。应始终保持一定的数量,融实战和培训为一体,随时应对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采用“战训合一”的教育训练模式。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在基层公安机关抓好民警教育培训工作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刑事悬赏问题探析

马加爵案件再次引起人们对刑事悬赏问题的关注,我国尚没有关于刑事悬赏的专门法律规定,理论界的探讨也多限于民事悬赏广告,我国刑事悬赏仍然体现了群众路线,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单独法律行为,悬赏人只能是侦查机关,而赏金的给付应区别对待.     

经行政程序处理完的事情，当事人能否请求司法救济

请求司法救济是公民、法人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手段,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当事人不能正确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且将行政程序处理完的事情请求司法救济。本文作者从几个方面分析了该案当事人的脱法行为,阐述了行政程序与法律程序在该案中适用范围及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中美长期对话"综述

2005年9月27日至9月28日,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行了第19次“中美长期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凯特林基金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党校、国防大学、上海美国学会等单位的20余位中美学者与会。开幕式上,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主席戴维·马修斯(DavidMathews)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顾国良分别致辞,回顾了过去20年来“中美长期对话”对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互相了解所做的工作。与会者主要围绕四个问题…     

论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法律解决机制

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在西方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有不同的模式 ,但基本上是由司法机关或专门的机关处理 ,而我国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机制尚未建立健全。随着地方制度的深入改革和权力下放的进程 ,要在坚持国家统一前提下 ,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完善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法律 ,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处理机构     

党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着力点与创新路径

研究生教育是党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要办好党校研究生教育就必须明确其工作的着力点与创新路径。新形势下,党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着力点主要是：一是以党校姓党为着力点,加强党校研究生的党性修养;二是以实践应用为着力点,强化党校研究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三是以与时俱进为着力点,激发党校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其创新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课程的设置上要把党校的特色凸显出来;二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并实行分类指导和区分对待;三是以人为本,创新党校研究生培养机制。     

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批判

保险合同法可以体系化地解读为意思自治、给付均衡与合理期待三个核心原则的组合。立法者希望籍说明义务来消减信息不对称,贯彻意思自治。但在建构制度规范时,并未考虑信息传送方的履行成本,对信息接收方的识别成本与关注焦点也存在认识误区。这种过度理想化的设计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立法应废止实质性的明确说明义务,代之以形式化的信息提供义务。对于意思自治的不足,可以通过提升给付均衡度和更有效保障被保险人对获取保险产品的合理期待加以填补。     

社交公开、男女同校与师生恋:1924年北京大学教授杨栋林情书事件

1924年5月,北京大学"校花"韩权华在《晨报副刊》控诉北京大学教授杨栋林诱惑女生,道德败坏,对男女共同教育产生恶劣影响。此事迅速在公众之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媒体持续关注。如何看待杨栋林向女生冒昧写情书的行为?又如何看待此事对男女同校产生的影响?众声喧哗的背后,其实展现了公众在社交公开、自由恋爱等问题上的不同理解和性别立场。在当时的校园环境下,社交公开与自由恋爱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礼教的思维方式与评价标准仍然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