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韩同盟再定义与韩国的战略选择:进程与争论

本文系统总结了自2002年底以来美韩同盟再定义的磋商过程,以及双方在驻韩美军基地调整、同盟内部军事安全角色分工、同盟的未来战略构想等三大焦点问题上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认为通过区域扩展和内涵扩展的路径选择,美韩同盟再定义已基本实现利益平衡与威胁平衡的双重目标。通过对美韩全球性战略同盟关系的定位与确认,韩国也由此结束了数年来激烈的外交方向辩论,再度确立了中近期亲美的结盟外交路线,然而有关韩国对外战略的争论不会就此终结。     

危机幕后的东亚地区秩序分析

本文认为,东亚当前出现"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状况的根源在于新旧嬗变中的地区秩序远未就域内各国的政治安排形成制度化设计,在于东亚地区秩序的"有气无力"。历史上,东亚地区秩序曾经历了天朝礼治秩序、条约秩序和冷战下"自主"秩序三种形态。依据历史脉络的梳理,本文认为有美国、中国、日本等七个要素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为明确这些要素的特征及相互作用,本文提出了反映国家和国家关系总体形态的"锥体"模型。美国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决定性变量,利用"锥体"模型,本文认为,美国现实主义的热情与贪婪,地缘战略的坚持与冷静,相互依赖的推动与困惑等特征共同勾画着东亚战略。中国的复兴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突出变量,其显著特征在于整体性的成长。日本"正常化"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另一主要变量,其特征在于日本自身的"二重性"。朝鲜半岛、台湾、东南亚由于其关键性和不稳定性而成为东亚地区秩序的缝合口。此外,俄罗斯要素也不可或缺。在美国要素与中国、日本等要素的复杂互动中,中美关系是东亚地区秩序的主轴,作为其中一方的中国,如何把握自身不断增长的力量至关重要。     

体系与依附：独立运动时期李承晚的依附外交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时值东方朝贡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冲突的风口浪尖,日本在多次挑战朝贡体系中心（唐、明）失败之后,于清末时期借助殖民体系的理念再次向朝贡体系发起进攻,最终打败清政府将朝鲜变成它的殖民地,此后日本不仅彻底摧毁了朝贡体系,还试图在东亚建立以它为轴心的殖民体系。在此背景下,李承晚及其领导的政府组织依赖美国,希望通过亲美外交来争取美国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对抗日本和给予半岛独立。李承晚寄生于他国且通过外交而非武装斗争来呼求他国赐予国家独立的外交模式和独立思想属于依附外交与外交独立论的范畴。所谓依附外交即弱小国家在使用通信、说服、交涉、谈判甚至战争等多种方式对外行使主权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时,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或意志自主地维护国家利益及实施对外政策,而不得不靠依附于他国和部分地让渡国家利益来处理国家关系的一种外交模式。由于这一外交主体的非独立性或寄生性,其外交政策及其体现出的外交思想染有鲜明的依附性色彩,因此,本文将之界定为依附外交,该概念的理论基础来自依附论中对依附的界定。而李承晚的依附外交主要体现出依附与独立的关系,是一种政治依附,后果则是韩国通过依附式独立方式走向独立式依附。     

再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失范是一个事实。改变这一状况要求我们寻求宪法第67条第3项以外的规范资源。全国人大可以保留基本法律的修改权,并且可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改进行事后的合理性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在尊重先例的基础上有节制地行使基本法律的修改权。     

法条竞合中特别关系的确定与处理

特别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法条竞合现象;法条内容具有对立关系与中立关系时,并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补充关系只是特别关系的另一种表述;包容关系只是特殊关系的外表现象。对于特别关系,原则上采用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但在一定条件下应当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某种行为没有达到司法解释确定的特别法条的定罪标准,但符合普通法条的定罪标准时,应当适用普通法条定罪量刑。     

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

由于合理使用处在权利与限制的交界处,其适用范围的任何变化,都可能重塑著作权法。面对新技术的冲击,在确定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时,不能因技术的便利而干涉著作权市场对信息资源的配置,而应恪守合理使用最初的立法理由,将其定位为对市场失灵的弥补,在利用行为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考察其是否符合交易不能或正外部性市场失灵,同时把对作品潜在市场的影响视为最关键的判断标准。这不但维护了著作权的私权属性,更是界定合理使用适用范围的最佳路径。     

中国法院受理金融争议案件的筛选机制评析

在我国,部分金融法律争议案件因为司法政策的原因而不是基本法律的规定,没有机会进入到法院,或在进入法院的过程中被施加了某些限制。这一金融司法现象是与当下中国的金融市场和司法体制运行的某些特点紧密相关的,但这样的司法筛选机制也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     

“恶魔抽签”的赔偿与补偿——日本预防接种损害中的国家责任

对于合格疫苗导致的损害,有必要从公法上的国家责任的角度进行分析。预防接种行为本身的特殊性,是理解国家在此行为中所应承担的责任的前提因素。国家在预防接种行为中应承担多项注意义务,包括整体监管和具体实施两个方面。注意义务的违反可能导致国家赔偿责任;此外,即使国家不存在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况,根据结果责任,个人也可以获得国家补偿。日本预防接种的国家责任体系对于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刑罚轻缓、人权保障与《刑法修正案(八)》——以相关国际公约为蓝本的分析

对照《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分析,《刑法修正案(八)》在死刑改革方面的进步值得肯定,但与公约要求的、逐步限制死刑适用以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仍有距离;参照《北京规则》、《美洲人权公约》等分析,新修正案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适用刑罚增加了从宽处理的规定,实现了对弱者的人权保障,但该修正案在建立未成年人及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等方面仍有不足;比照《东京规则》等国际公约分析,其以社区矫正入刑化为代表的非监禁刑之完善,体现了我国对国际公约相关要求的积极回应。     

回归民事诉讼法——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再改革

民事诉讼法授权法院依职权收集审理案件所需要的证据,为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在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这一权力被极度缩小,使得我国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的权力明显小于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发现真实达致实体公正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过分限缩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妨碍了实体公正的实现,已经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效应。因此需要对以往的改革进行检讨,并通过适当扩大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在民事诉讼中建立科学的案件事实发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