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自由：值得期待的宪法权利——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

1998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他在签署时表示，中国政府认为，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应当得到尊重，但人权的普遍性必须与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国力增强的同时，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在更多地实现。迁徙自由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曾是中国公民的奢望，但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深化，     

《加强美国法庭科学之路》的反响和启示

美国科学院国家研究顾问委员会2009年2月发布的《加强美国法庭科学之路》明确指出目前美国法庭科学领域的很多学科存在严重缺陷,不能很好地为司法审判服务。本文通过对该报告出台背景和一年多来的争论和反响进行分析,对其披露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进行了详细解读。目前其主要争议存在于设立独立的国家法庭科学研究院和隔离法庭科学机构与执法...     

在社会管理中创新群众工作载体提高服务群众效果

江苏省如皋市司法局坚持从小处着眼、小事入手，把司法行政业务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创新实施群众工作联系点、调解服务“一键通”、普法邮路通万家、全面推行“三理”工作法等便民为民服务制度。服务民生、化解民忧、交互民意、温暖民心已成为司法局的基本服务制度和基层司法行政干警执法为民的平台。利民便民服务制度符合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要求，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它所蕴涵的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理念，所体现的责任意识、价值取向，对我们进一步推动司法行政系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职务犯罪的剖析和防控——以冠县人民检察院2005年以来查办的涉农案件为视角

当前,农村职务犯罪总体上呈现主体特定化、领域集中化、人数集团化、手段多样化的趋势,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严重腐蚀了国家机体,成为新农村建设道路上的一颗毒瘤.农村职务犯罪经历在客观外界消极因素的影响下到形成自身犯罪决意,进而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是宏观环境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因此,应当构建使村干部"不敢...     

《宪法》中“妇女”与“母亲”的含义及其关系研究

作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语词，“妇女”和“母亲”在《宪法》中的含义比较复杂，需要从理论上明确界定。基于宪法概念的规范性与确定性要求，应从宪法精神与目的出发，结合《宪法》文本并参考相关法律，对《宪法》中的“妇女”作广义界定，并从婚姻家庭与国家社会两个层面来解读《宪法》中“母亲”的含义。此外，“妇女”和“母亲”都是《宪法》中特殊的基本权利主体，二者存在诸多差异，但其联系却不容忽视。     

广州地区“双抢”案件的特点、成因及主要对策

“双抢”案件,尤其是摩托车抢劫、抢夺案件在广州地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近年来有逐年上升之势。本文从剖析典型个案入手,概括了广州地区“双抢”案件具有空间分布“三多”,时间分段“三点”,作案手段“三化”,作案主体“三脚”等主要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打击和防范对策。     

柬埔寨：东盟国家中冉冉升起的新星——柬埔寨2007年回顾和2008年展望

2007年对柬埔寨第三届政府来说是本届执政的最后一年，也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的形势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执政的人民党，在4月举行的地方选举后，在国家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确立。政府提出的发展经济的“四角战略”等各项政策获得顺利推行。桑兰西党取代奉辛比克党（简称奉党）成为第二大党后，柬埔寨两党政治局面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以主导价值观及主流价值观为视角

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虽然社会主导价值观并未发生什么变化，但其主流价值观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表现为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不断地由矛盾状态向两者的一致趋近。而实现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一致，防止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冲突和对抗，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     

劳教人员职业技能培训一体化教学初探

引言：一直以来，解决好劳教人员再就业问题都是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有效途径，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加工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和企业对员工的知识与技能结构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解教后的劳教人员很难达到既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又有熟练的操作技能，既能完成生产任务又能进行技术创新的新的用工要求，在就业问题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再就业难度较大。     

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对北京的建议

对金融消费纠纷,很多金融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构建了或正在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这一多元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系层次中,金融企业的内部投诉机制是第一途径;其次是社会各方的纠纷解决机制,包括金融服务督察、调解和仲裁等;再次是金融监管当局的行政处理,它仅起辅助和监督的作用;最后才是法院的诉讼。为构建多元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我国需要在非诉讼纠纷处理机制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北京可以在一些方面先行先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