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发展项目中妇联组织的无赋权参与

在众多大型国际发展项目中,妇女参与是项目获得与实施的话语需求。这些项目在实践中一般由行业部门按专业领域实施。行业实施部门在与其他部门如妇联组织的合作中存在对资源与权力的竞争,他们往往邀请妇联组织出席项目的各种活动,但并没有对妇联组织实行真正的资源赋权,因此妇联组织在项目中并没有真正参与,只是被动地参加。妇联组织与行业实施部门在项目实施中有明显的互补作用,应赋权妇联组织共同参与发展项目。     

论善意取得构成中的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要件

善意是指对特定的物权信息的不知 ,善意与无重大过失应予区分 ,作为相对独立的两个要件。善意与否及有无重大过失 ,均应由权利人负担举证责任。无重大过失的判断 ,可采用“疏忽之人”的标准     

通过犯罪分层制度控制死刑

控制死刑一直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也是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后必须履行的国家义务。通过对犯罪进行分层处理,把死刑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最严重犯罪”的层次内,通过立法规定明确“最严重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切实做到有效控制死刑的适用。     

加强基层民警射击技能训练之我见

公安工作性质决定了基层民警必须熟练掌握射击技能。本文以实例探讨了基层民警射击机能普遍较差的原因，提出了强化基层民警射击技能训练的重要性，并有针对地介绍了有效的训练方法。     

论我国证据种类之重构

在借鉴前苏联相关制度基础上建构的我国现行证据种类并不具有科学合理性,应以证据信息说为基础,以证据载体之不同作为证据种类划分的标准,将证据分为人证和物证两大类,对其他证据作“降格处理”。将人证分为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两个基本类型,将物证分为实体物证和书证两个基本类型,而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和视听资料归入物证中的书证范畴,以此构建新的证据种类系统。     

哲学的“未来”观念（下）

西方将哲学称作“形而上学(metaphysics)”,“meta”和“physics”缺一不可。“形而上学”不能“形式化”,“时间”与“自由”进入“形而上学”,也不能“形式化”。“时间”不可分割,但“时间”与“自由”皆有“度”。“自由”有“你我他”,“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同时这也是“存在”的状态———“人自由者”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Dasein)”。“人”作为“Da sein”是“有死者会死者”,以“死”来划分“时间”的“维度”。“生死”这一过程,就是“自我”的“现时在世”。然而,“死”仍提示着“他者”。在“Dasein”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度”中,“未来”居于核心的地位。“人”作为“自由者”,是“创造者”。“自由”的“创造”,使“非存在”成为“存在”。“自由”之“创造”,使“未来”成为“希望”。“希望”又使传统哲学范畴的地位发生变化,“可能性现实性”如同“自由必然”一样在理解上有所推进。     

论商法的体系化

商法的独立不仅体现在其独特的价值理念和指导原则中,更需要调整商事交易的一般规则加以支撑。商事规则经历了从商事习惯到商事习惯法,最后到国内法的演变过程,并随着商事实践的丰富而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一般商事规则的体系。     

高校学生状告母校的社会学思考

从社会学视角看,高校学生状告母校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目前出现了不服处罚、争讨学位或毕业证、反侵权、追索责任等四种案例类型。主要特点表现在状告对象明确;欲解决独立而具体的问题;原告以不服处罚者和争讨学位或毕业证者居多;原告败诉和未被受理多于胜诉;原告中男生多于女生等五个方面。意义积极深远、影响将越来越大、扩张面将越来越广,学生状告母校的行为应当肯定是其基本结论。     

论杨朱与当代中国人权建设

道家学者杨朱主张“贵己”、“为我”,他充分肯定了人存在于自然中的价值,并从另一角度论证了尊重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限,这个主张在当时的政治法律中并未得以体现和发展。但社会的进步证明了这个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通过与西方法治学说作比较分析,得出了杨朱的人学与西方法治学说中的权利观念是相通的,西方的法治进程并因这种观念的影响而被推动发展。而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正是缺失了这种权利观念,才出现了与西方法治发展的巨大差距。因此,杨朱的人学思想对中国今天的法治建设,尤其是其核心———人权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目前高校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高校德育工作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方面跟不上形势和时代的发展。其客观原因主要是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化,给高校德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和冲击,加大了德育工作的难度。主观原因主要是德育工作者自身的素质状况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此必须加强德育战略的研究,创新高校德育工作,提高德育工作者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