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利益盗窃的客观构造

利益盗窃与有体物盗窃共享“财产静态控制关系”的保护法益,其解释论不能突破“盗窃”的语义边界,这是形塑其客观构造的前提。套用占有理论的解释论忽视了利益变动与有体物转移的区别,具有片面性。立足利益盗窃与有体物盗窃的共性,结合财产性利益的特质,利益盗窃的客观构造应为“侵入权利人控制领域-打破权利人控制-取得财产性利益”。这一构造既契合盗窃罪财产静态控制关系的保护法益,也未突破“盗窃”的语义边界。由于利益变动的抽象性,须通过行为要素互补等精细化解释,确保利益盗窃客观构造的明确性。“侵入权利人控制领域”对利益盗窃的成立必不可少;“打破权利人控制”包括了转移、消灭、设定义务三种行为方式;“取得”的认定应注意素材的“同一性”与“同质性”之别,并强调终局性要求。     

齐鲁节日体育文化遗存研究

文章采用文献整理、实地调查和质的研究范式,梳理了齐鲁节日体育文化遗存的代表性项目及其特征,分析了这些项目所面临的障碍,并提出了促进项目传承保护的措施,即重构传统节日文化,推进节日体育文化遗存项目转型;加强传承主体保障,促进节日体育文化遗存顺利传续;提高齐鲁节日文化自觉,扩大节日体育习俗的社会参与;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平衡,加强节日体育文化遗存实体建设。     

粘有纸张的胶带剥离同时显现胶黏面指纹

为了更好地解决粘贴在普通A4纸上的胶带剥离与胶粘面指纹同时显现问题,本文对不同剥离试剂的剥离效果、不同显现试剂的显现效果以及不同胶粘面汗潜指纹遗留时间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实验结果表明,丙酮与无水乙醇按照1:10混合而成的试剂剥离效果最好;聚乙二醇和上海牌214型碳素墨水按照1:15混合而成的试剂显现效果最好;遗留5-7天的胶粘面汗潜指纹经染色2次后显现效果最佳,10-20天的实验样本经染色3次后显现效果最佳。     

透过民国时期的法官与律师看司法腐败的生成——以江西地区为例

民国时期江西地区是一个富有多样性的司法实践场域,而司法制度变革成效有赖于法律职业群体的努力推进,其中以法官和律师的作用最为关键。由于狭隘的地域人际圈子,造成具有共同专业背景的法官与律师之间固结勾兑的利益联盟。而日益困窘的生活状况又加剧了司法人员权力寻租的恶习,加上司法人员岗位轮换频繁的体制影响,使得家祠化的司法机关成为任用私人和贪赃枉法的渊薮。备受社会舆论和当事人抨击的法官和律师,同时也频频受到体制内的检控惩戒,寄望于如此消极低效的法律职业群体来推进司法制度变革前行,无异于痴人说梦。腐败不堪的江西地方司法预示着基层民众对法律信仰的彻底丧失,而这些旧法统的操持者注定要为旧法统和旧政权殉葬。     

主体多元、权力交织与乡村适应性治理

多主体的共同在场使村治空间中交织着行政权力、村庄治权、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四种主要的权力类型。不同的权力来源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和各自有限的作用范围。从适应性治理的角度来看,过于规整的行政权力在乡村治理中欠缺及时的回应能力,而精英个人的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又兼具实用性和风险性。相比之下,灵活的村庄治权最具治理优势,但其自身正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不断弱化。为此,应从政策引领和机制监督两方面来促成有效的乡村多元治理,减少基层行政干预、强化村庄治权、规范私人权力并鼓励精英回归。     

社会治理理念下社区警务优化对策分析——以浙江省湖州市X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治理逐渐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课题,而社区警务工作作为社区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社区安全、稳定和有序的职责和使命,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和基础地位。在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工作的特殊历史时期,社区警务工作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改革意识和治理意识,探索新时代背景下社区警务的发展方向。     

共产国际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关注

井冈山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究竟是什么关系，过去一直鲜为人知。共产国际解密档案公开出版后，这个问题才得以弄清。实际上，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热情关注、真诚支持的，他们关注“毛泽东的军队正在扩充”，认为“湘赣的形势相当好”，讨论了“援助朱毛问题”，表彰朱毛红军是“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盛赞“井冈山根据地是最强大的根据地之一”，还论述了“朱毛会师”、“永新困敌”、“大柏地战斗”等重大事件。     

武器和技术发展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

国际人道法包括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的内容。国际人道法对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限制,主要是通过对武器和技术的控制来实现的。国际人道法从战中、战后和战前三个时间维度,从使用、销毁和研发生产三个环节,对武器和技术实施全面控制。有控制就有反控制。当前,武器、技术超出控制的发展,向国际人道法提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挑战,冲击了国际人道法的基础、超出了国它原有的调整范围和规范体系。面对挑战,国际人道法应该通过完善和落实新武器、新技术的审查机制、推进和借助军备控制、运用多种方式推进事先立法,强化对新武器、新技术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