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新时代统一战线地位作用与统筹布局的思想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统一战线地位作用与统筹布局的思想方略,指明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在党和国家大局中居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功能作用、应该如何布局展开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首次明晰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地位作用的科学定位,即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并从政党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统战工作等六大方面,作出了全面规划和统筹布局。其科学定位与统筹布局,构成了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实践遵循。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皇冠宝石规则研究

皇冠宝石规则是欧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制度中的具体规则。在执法机构认为当事方提交的救济方案执行风险不可接受的情况下,适用皇冠宝石规则有利于打破救济商谈僵局,促使执法机构附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而不是简单禁止,同时确保当事方承诺的救济方案得以实施,避免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的效果发生。商务部公布的附条件批准案已有适用类似皇冠宝石规则的先例,新近颁布的《反垄断法》配套规章也将皇冠宝石规则纳入其中。以此为契机全面梳理皇冠宝石规则的国外做法,深入探讨规则的性质和价值争论,比较研究类似规则,借鉴国外做法并结合我国执法实际提出构建我国相关规则的设想,能为我国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提供更坚实的实务和理论支撑。     

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时”的三维度

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度"和"效"的前提,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时"的三维度即从宏观上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观照,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中观上完成新时期背景下的教育任务,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微观上抓住关键的教育时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时机。为此需要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为重点,按照思想政治教育阶段性的要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提高教师的教育机智从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真正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废除抑或改造:收容教育制度的反思和检讨

考察最初的制度设计,收容教育制度事实上被赋予了三大功能:惩罚功能、教育功能和医疗功能。为实现这三大功能,立法者配置了四种治理措施:治安管理处罚、收容教育、劳动教养和强制治疗。从法理和实效两个层面来看,收容教育和劳动教养的治理措施不仅难以实现教育违法行为人改善的目标,而且存在立法危机和执法困境,因而均应予以彻底废除。但是,以治安管理处罚来实现惩罚功能,具有目的和方式的相当性,应予以保留,并应归并于其他法律体系;以强制治疗来实现医疗功能,具有目的正当性,亦应予以保留,但在具体适用方面,则需要在适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造。     

关于保全证据公证的若干问题分析

随着公证业务的发展与完善,保全证据公证逐渐被社会广泛接受,并在处理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组织及他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但是保全证据公证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来解决问题,不断完善发展保全公证这项业务。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法理分析与制度选择

公共服务外包属于公共行政民营化的诸多类型之一,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在于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权利的正当性和公共选择理论,但其在现实和理论上还面临诸多法律问题。借鉴"合同规制"理论,在私法领域引入公法的约束机制,构建正当程序、政府责任等核心制度,是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优化的路径选择。     

华商在中越关系中的作用初探

近年来,华商在越南的投资规模逐步扩大,投资领域逐步拓展,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华商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广的商贸网络,使其成为影响中越关系稳定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华商在越南的投资经营活动,有利于创造共同的经济利益,推动中越关系的发展。华商与越南的经济合作会带动人员的往来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中越双方增进相互了解,增强信任,降低中越非对称政治关系中的敏感度,从而维护中越关系的稳定。     

资本积累视阈中“国民性仆从意识”——《臣仆》与亨利希·曼的时代批判

本文对亨利希·曼的小说《臣仆》进行文本细读,探讨其中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的官场视角,再现德意志特点的仆从民族性形成的客观语境,尤其以狄德利希为中心凸显德国教育规训与秩序寻求造成的其国民性特征的必然性,并追问德意志特殊道路是否必然的问题,同时尝试以老布克为中心讨论传统的另类建构问题.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科技观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本质特征.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又一次升华,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落实新的科技发展观,必须大力缩小科技发展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确立可持续的科技创新观,并着力解决科技发展内部的不协调.     

乡村精英与规则变迁

乡村治理模式与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形成,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个结构性因素:乡村精英与规则。一方面,乡村精英根据地方的需要选择适用不同层面的规则,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对多元规则进行整合;另一方面,规则凭借自身的公共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约束和规范乡村精英的行为,并最终保证乡土社会和谐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