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传唤的法律性质

行政传唤的法律性质不能整体类型化为行政强制措施.行政传唤不是广义行政强制措施中的行政强制执行,而且书面传唤、口头传唤与强制传唤在强制程度,法定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可以借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认定行政传唤中只有强制传唤具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属性,以利于相关法律实务问题的解决.     

中拉经贸合作: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良性互动

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波动之后,自2003年开始拉美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中拉经贸合作出现了迅速发展的趋势,并且呈现出互利双赢、良性互动的新局面。4年中,中拉贸易额增加了将近3倍,投资领域的合作日趋活跃,以承包工程为主的经济合作快速增长。中拉经贸合作显示出日益强劲的活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之一。但是,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市场框架内,中拉经贸合作同样也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双方拿出勇气和智慧积极应对,使未来的经贸合作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和谐论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现,法律权威的实现过程中遇到的首要命题,就是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是否和谐的问题。当前我国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和谐问题研究的方向应该在于:分析现实中二者的不和谐因素,排除这些不一致的因素,由不和谐走向和谐。本文通过对党的权威与法律权威、党的政策的权威与法律权威的比较分析,认为党的权威与法律权威不能用谁大谁小一言概之,作为法治权威的构成要素,二者既要结构合理,又要功能互惠;一方面要明确政策对立法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在法律的实施中,政策的指导作用有一定的法律限度。     

保理债权让与中债务人的抗辩

我国民法典第三编第十六章新增了保理合同。在民法典颁布以前,保理合同作为无名合同已经成为了债权人重要的融资手段,我国理论界与司法实践均认可保理合同的效力,并指出保理业务的核心是债权让与,①理论界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保理区分为保理合同与债权让与两个层面。其中,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定性为借款合同。     

城市二代移民人群分类模型初探——基于8个北京二代移民的生命史研究

本文通过对8位在北京的二代移民进行生命史研究,整理分析他们从出生以来的生命故事与变迁,着重关注其重大事件与转折点。然后以有无北京口音为参照,探讨出以他们来京时间的长短和在京居住地为该人群的两个主要分类指标,提出对这一群体进行分类的象限模型,并描述在此模型下的四个不同群体的特征以及对他们进行分类的意义。     

从工人集体诉求看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广东环卫工人为例

企业层面的工资集体协商容易走形式,其实效不尽人意。在现行体制下,企业工会的作用是有限的,没有行业层面的集体协商,是很难协调劳动关系的。因此推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是最理性的选择,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推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尤其是县、市级以上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有利于维护职工权益,能真正体现工会在政府、雇主面前代表职工的主体资格,体现社会对工会地位的认可。最重要的是,推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有利于统一行业劳动标准,有利于职工权益平衡,有利于劳动关系协调,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关于北京中央直属高校体育场馆现状与主要问题研究

对照2004年教育部办公厅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通知要求,目前北京中央直属高校体育场馆现状并不乐观,存在室外体育场地数量均未达到35块以上的标准;体育场馆的室内外生均面积也全部未达标;还有体育场地器材和保洁人员不足等问题。落实"健康第一"指导思想,保证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和课余运动训练、竞赛正常进行,体育场馆高和器材设备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和载体,是检查、督导、评估、规范学校办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高校体育场馆要更好地为体育课程的建设提供物质保障,为大学生的健康水平提高提供必要的支持。     

"数字福建"建设的若干思考

数字福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统一规划、分布设施,本文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运用、技术开发、人才培养、网络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对策思考.     

《论十大关系》--走中国自己的路之发韧

1956年 4月 2 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根据 34个部委谈到的情况 ,对照苏联的经验教训 ,就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其基本指导思想就是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为社会主义服务 ;以苏为鉴 ,总结自己的经验 ,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讲话不久 ,1956年 9月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建国后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转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     

西部开发:民族关系的变动及原因分析

本文从族际互动、国家行为、利益变动,对外开放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西部开发给民族关系带来的影响,提出在开发中要注意处理宣传导向、预警机制、民族政策、文化冲突等几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