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作为企业资产——企业并购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与经营者权益平衡

企业并购是厘定个人信息权利与经营者权益边界的重要场景之一。在单纯的股权收购、企业的合并、分立与形式变更等情形下,原则上不产生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在资产收购的情形下,则涉及个人数据的转让,但此时应考虑收购双方及目标公司债权人的合理利益。在美国法与欧盟法上,对于资产收购均存在数据传输无需用户同意的例外处理机制。这些机制的核心是数据主体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衡量,一方面从数据主体的利益出发,考虑在资产收购后数据原本的使用目的是否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则从企业的利益出发,考虑其对于数据交易是否具有合理利益。在并购双方对于用户数据转让存在合理利益的基础上,应允许企业在并购中转移个人数据,但应给予用户事先或事后作出相反选择的权利。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到“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开始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迈向"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治理新时代。本文围绕充分性和均衡性重新审视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新问题,并围绕"政府调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主线,从理论上探讨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框架及需要突破的难点。研究指出:(1)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指向人民群众获得感最大化的目标嬗变是前提,追求获得感提升带来行政效能的制度保障是关键,理清"投入-产出-感知"链条并形成内外联动的3E绩效体系是重点;(2)技术上需要突破两点:一是以"基本"范畴和"均等"程度为起点,分别构建满足充分性和均衡性的绩效指标体系,二是获得反映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基本公共服务大数据信息。     

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容建构和路径探讨

经济新常态下,预算绩效管理已不再仅是对支出效率评估的工具,而是成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机制。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构建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目标导向为原则,一方面旨在弥补传统预算绩效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旨在构建起包括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其它政府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和解决政府与社会企业的"五种合作模式"存在的部分问题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为推动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践行,应积极推进全覆盖与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紧密配合、与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有机联动的路径机制。同时,弥补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相关的法律不足、建立健全全覆盖预算绩效考评监督体系等相关配套措施的顶层设计,从而推进"绩效管理平面化"向"绩效管理立体化"转变、实现财政支出效率和预算绩效管理的战略规划目标。     

文学与博览会的对话——以1935年台湾博览会为中心

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台湾总督府作为策展者,力求将台湾装扮成“繁荣”、“昌盛”的形象,这些展示成了外界判定“日本殖民有功论”的资料证据。当时,台湾知识分子对博览会有相关的记述和叙事,他们以自己的“小叙述”,或纠正,或对抗策展者的“大叙述”。经由博览会这一空间,可以解读出台湾“殖民现代性”的驳杂性和多义性。     

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成本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内涵着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过程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运行、维护等具体过程。在这些过程中都客观存在民主政治建设成本的付出问题。探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成本,有利于真实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有利于全面把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探讨

继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以后,全国先后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设想,列出了一系列的考核指标和具体目标值,以及实现目标的具体时间.然而,从现有理论和实践发展来看,关于创新型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尚无统一、公认的定论,仍然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本文基于对国内外有关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研究现状的考察,提出了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三种思路.     

老子和谐思想对我国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老子认为,可以通过"法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通过统治者的"无为"实现官民关系的和谐,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通过"知和"、"知常"、"知容"等身心修养,实现人们身心关系的和谐,从而构建起和谐社会。     

应对经济危机须重视信用体系建设

应对经济危机仅仅靠经济手段是不够的,需要重视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是经济交易所需要的公共品德.信心与信用相辅相成.要确立正确的财富观,想当"经济人",勿忘"道德人",把握住财富的社会辩证法,切实解决"消费不够"和"消费不当".要从信用道德、信用市场、信用制度三个方面抓紧信用体系的建设,努力改变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     

中国近代“新人思想”对构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思想家为了推翻旧的价值体系,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启蒙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基本架构."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1]启蒙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学学说,"新人"是维新派阐释启蒙思想的人学范式."新人"主要体现在价值观的"新"上.新人学说建立在确立理性权威、重新阐发人性的基础上,并以此为根据对社会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考量.维新派思想家的"新人"学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对构建社会价值体系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