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是农村改革的重中之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成为农业农村工作的总抓手和主旋律。改革仍是激活主体、激活市场、激活要素的关键所在。要准确把握农村改革方向,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主线,创新农业体制机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和强国梦,完成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     

中央苏区时期的农民宣传动员探析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针对广大工农群众的文艺宣传鼓动运动,此次运动与当时苏区农民的思想政治状态密切相关。在革命根据地创建伊始以及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苏区农民群众就在政治认识、思想观念、精神状态方面表现出了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不兼容。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大对他们的宣传以调动其革命热情,而在诸多动员方式中,文艺宣传扮演了物质性激励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角色。尊重苏区民众的文化背景和水平,运用文艺宣传这种巧妙的方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艺术性和灵活性,这对于当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性考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暖男”现象的哲学审视

"暖男"现象说明了当代青年对爱的理解较之以前有所突破,表达了当代青年内在的心理诉求,更反映了时代的重要变迁。对"暖男"现象进行多维度的分析、考察,并着重从哲学上进行审视,会给人们带来诸多的启示。     

哈特与德沃金法理学中的维特根斯坦

在意义与真理的问题上,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是批判指涉主义与逻辑完美主义的。在法理学探讨中,德沃金援引维特根斯坦,是因为德沃金在根本上认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与此相对,哈特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援引,仅仅是对其著作中某些孤立语篇的认同,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误解。哈特引用他们,只是借助他们来指出无形的规则是存在着的,哈特本人采取外在视角的方法来对规则进行客观中立的描述,显然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是水火不容、尖锐对立的。     

哈特“开放结构说”的立法反思与现实回应——以法律文本中模糊语词为例的分析

伴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传统法学理论开始审视语言学的内在功用。哈特将立法和司法难题的成因归结于语言的"开放结构"。然而,哈特"开放结构说"的提出丝毫无助于解决现实中的立法难题,甚至将立法者推向了一种规范化与无序化的两难境地。在此情况下,立法者所欲想的、将立法语言的开放性弊端融身于司法之中的构想,却导致了司法权的不堪重负。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规则的模糊化改变了司法与社群之间的关联媒介,并弱化了传统法治中的明确性力量,从而导致立法与司法的制度性危机。为了降低立法语言运用与法治资源配置之间的紧张矛盾,立法者应当将立法评估纳入到立法方案的选择中来,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社会培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在全社会进行法治文化的培育,在构建法治之"形"的同时培育法治之"神"。法治文化作为社会法治的精神内核,强调法律制度的人文价值,强调社会秩序的制度建构,强调社会道德的最低限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特性、地域性、时代性等特征。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克服历史传统、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的限制,夯实文化根基,突出本土特色,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论南梁精神的形成、特征及时代价值

南梁精神是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共革命史和革命精神史的角度出发,梳理南梁精神的形成背景,阐述在党的革命精神的发展脉络中,南梁精神对之前革命精神的传承与超越,以及对党革命精神基本要素的丰富与创新,旨在凸显南梁精神的独特性,论证其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中的承前启后作用及时代价值。紧紧围绕南梁精神本身,通过与其他革命精神的比较,有助于在中共革命精神谱系中深化对南梁精神内涵、特征和时代价值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