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客观原因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拉大,贫富悬殊、劳动力过剩和人口密集、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规则不完善等经济原因,流动人口管理处于失控状态、基层政权控制力量相对减弱、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打击不力、严重落后的教育状况等社会原因以及政治腐败等;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能够满足组织成员的合群心理、归属感和成就感,减轻组织成员的罪恶感,并满足组织成员日益膨胀的犯罪需求。     

欧洲Living Labs创新模式对中国城市管理科技应用园区建设的启示

信息技术融合与发展为科技创新模式嬗变提供了新机遇.主要介绍了欧洲Living Labs网络、Living Lab创新模式,包括其概念的提出、发展历程和组织模式,并以马德拉Living Lab为案例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这种以用户为中心、整合与协同各创新要素、搭建面向应用的创新平台的创新方式,与北京城市管理科技应用创新园区(AIP)的探索殊途同归,经验可供借鉴.欧洲Living Labs网络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创新型国家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也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研究综述

教学改革滞后,教学模式开发不彻底,已经成为当前阻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国外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教学方法上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二是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要把职业能力培养和岗位需求放在重要位置;三是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我们应更多地结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摸索出适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模式.     

论我国在遗传资源保护国际谈判中的立场和对策

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特别是其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问题一直以来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所关注.旨在探讨为了保护和持续利用遗传资源,我国在有关的国际谈判中对有关问题应采取的立场和对策.     

"废统论"可以休矣

台湾当局在历史上从未要求独立建国,而坚持主张其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并不存在"国家承认"问题.即使台湾当局宣布"废统",也由于不符合国际法的要求而无法有效建立新国家.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台湾地区因不具备国际上曾经发生的国家分离实践的客观条件而不可能真正从祖国分离出去.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和平统一既是两岸人民的意愿,也符合国际法的要求.     

行政补偿主体制度研究

补偿主体的确定是行政补偿的首要环节。我国现行与行政补偿有关的法律没有确定补偿主体的指导原则,补偿主体往往就是征收主体,这种政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模式极易引发“政群对立”。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行政补偿应以“受益者补偿”作为其主体确定基准,同时探讨了我国行政补偿主体的现存类型及存在问题,提出健全我国行政补偿主体制度的构想。     

试论新形势下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工作规律特点及改进对策

当前,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社会治安的不断复杂化,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呈现出一些新的规律和特点。如何科学地把握这些特点和内涵,有效加强和改进公安基层基础建设,为公安工作长久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打破政策“黑箱”的制度设计——基于广州政策兑现实践的研究

如何打破政策“黑箱”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政策兑现改革实践为例,探讨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来打开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黑箱”。研究发现,虽然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但是通过统筹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地两端、主观要素客观化、模糊标准明确化、重塑政府流程等,能够形成确定的决策环境,控制非理性因素,约束自由裁量权,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而可以从源头消除政策“黑箱”的形成土壤。广州市政府政策兑现改革过程中,通过“输入—转化—输出”的制度框架设计,形成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结果与评估的政策闭环,并对政策兑现的相关责任单位、流程和时限都进行了严格把控,进而实现对政策“黑箱”内部决策要素的控制。从政策“黑箱”本身入手,破解政策“黑箱”难题,实现政策的阳光承诺和给付,最终形成极具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广州模式。     

我国监察官制度的立法构建——对监察官范围和任职条件的建议

通过立法构建监察官制度是贯彻实施监察法的要求,也是监察官专业化的客观需要。通过监察官法确认监察官专业化的发展目标和基本框架,有利于推进监察官制度的法治化,促进监察官队伍高质量发展。针对中纪委监察官法（草案初稿）关于监察官范围和任职条件的规定,提出以下立法建议：“全员式”进入监察官序列的设计思路值得商榷。监察官属于特殊的监察人员,其范围应小于监察人员。监察人员也不同于监察机关工作人员。适当放宽监察官任职的身份限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虽然不宜作为初任监察官的任职条件之一,但是可在初任监察官考试时享有法律科目的免试或作为未来晋升时的考量因素。     

后疫情时代共享用工的可持续发展及法律规制

共享用工是疫情冲击下企业的跨界自救之举,但因我国人力资源供求的不平衡、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及劳动态度转变、共享用工第三方平台的崛起等原因,其在后疫情时代依然存在常态化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共享用工实现了输出方企业劳动力闲置与输入方企业用工荒的对接,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及使用效率,但也存在着界定及表现形式不确定、法律关系模糊化的问题,同时劳动者、劳动力输出方、输入方甚至第三方亦面临潜在法律风险。因此,要促进共享用工的规范化发展,必须从政策和法律层面双管齐下,完善其制度建设,并建立包括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共享用工平台在内的一体化规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