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文化统战优势,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随着当前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加剧,文化统战在整个统战工作乃至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发挥文化统战优势,用先进文化凝聚人心、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油面客体指纹显现

一直以来厨房及厨房用品、涉案枪支、涉案机动车辆等油面客体上遗留的油面客体指纹利用率极低,是困扰一线干警的难题。对具有代表性的常见植物豆油、动物猪油、矿物机油制作不同客体上的新鲜、油垢面指纹,进行大量实验,并通过提高汗液与手印的亲和力、汗液与荧光黄乳浊液的化学反应,增强反差染色显现手印,对油面客体指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阐释油面客体指纹的形成机理、显现原理,探索出一种简单、易行、经济、安全的油面客体指纹显现方法。从而可以解决油层厚度、油脂遗留时间、油脂类型等因素对指纹显现的影响,并比较之前的显现方法,证明此法的优越性和实用性。     

工业规划区产业集聚及其提升的实证研究——以苏州为例

对工业集中区产业集聚外部性的研究,历来有“MAR溢出”(马歇尔溢出)和“Jacobs溢出”(雅各布斯溢出)之争.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及产品内分工发展,外部性更多地取决于同一产业和不同产业的企业间的互动与协调,因此,两种溢出都应引起重视.全国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苏州工业规划区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向规划区集中仅仅是简单的空间集中,并没有解决产业集聚度不高、外部性不足问题,以致产业效率极为低下.因此,要通过建设产业链,加快同一产业和不同产业之间企业的协作联合,提高规划区产业的集聚度,以增加“MAR溢出”和“Jacobs溢出”,推进规划区企业、产业的发展.     

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行为的存在有着深刻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原因。以清廉收益和腐败收益为变量建立效用模型,通过效用最大化分析得出非正式制度影响清廉收益和腐败收益之间的替代率,从而进一步影响腐败行为;正式制度主要是通过影响腐败的期望收益,进而影响公职人员的预算线,最终影响到腐败行为。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行政管理研究——以云南民族歌舞为例

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旅游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保护和展示的窗口,加强了保护资金的力度,培养了群众基础的同时,如果开发不当,其商业性质又可能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来面貌扭曲变形。少数民族歌舞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中的特殊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本文以云南民族歌舞为例,指出在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政府应通过加强立法工作、理顺部门关系,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教育,与旅游业相结合、积极推进产业化等行政管理措施,实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的双赢。     

从格头苗族生态文化看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的维护及发展

格头村苗族传统文化中蕴涵了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对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物种的保护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落后的生产方式,长期的贫困状态,对保护区的保护又产生消极影响。文章对雷公山保护区的维护和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美国金融危机对东亚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传染渠道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到底以何种方式在全球传播,以至于演变成全球经济海啸,一直是近几年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以美国金融危机对外传播的贸易传染渠道为切人点,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通过贸易伙伴型传染和贸易竞争对手型传染这两个贸易传染子渠道对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溢出程度。对面板数据进行的GLS实证结果显示,美国金融危机通过贸易传染渠道的溢出,与大部分东亚新兴经济体经济波动之间存在10％以上显著性水平的相关性,因而贸易传染渠道是美国金融危机对东亚溢出的一个重要机制。     

东盟:区域化“国际社会”的理论与实践——英国学派的视角

冷战结束后,区域化"国际社会"的全球发展趋势明显,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很难诠释和驾驭,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在更广阔的时空观中来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的区域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东盟则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论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选择

在市场因素作用不断增强、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量日益增长和需求日趋多样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应进行市场化改革。由于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方式在效率方面各有优缺点,而且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存在差异,应根据公共服务的类别和性质选择适合的供给方式,才能更好地满足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访谈报告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对18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入访谈,以探讨其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访谈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状况总体处于中上水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社会支持及工作因素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主要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其主观幸福感,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家庭和政府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