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联营反垄断分析的若干要点

专利联营是全球专利技术贸易的高端模式,其限制竞争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在执法实践中围绕联营专利效力、性质、相关市场等关键要素进行合理性审查,尤其是通过专利性质的辨别和确认来判断联营对于市场竞争的影响。     

法国巴黎出版界和英美侨居作家

法国巴黎历来是许多英美作家心中向往的地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巴黎接纳了两大拨英美作家。第一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年时间内,其中大批美国作家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巴黎,他们认为美国在艺术、种族、政治、性别等等方面有诸多限制,他们深感压迫。     

侵权死亡赔偿研究

侵权责任法无法也没有必要对死者或者死亡本身进行救济。作为民事责任方式的赔偿,只能是对死者近亲属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救济,在制度上则体现为对死者近亲属相关财产损失的赔偿、精神损害的赔偿以及对被扶养人合理生活费的赔偿和死亡赔偿金。应以“维持被扶养人或者近亲属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物质生活水平维持说）”修正“扶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作为被扶养人生活费和死亡赔偿金的理论基础。     

论工会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工会文化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要准确把握企业文化建设与工会文化建设的一致性和相同点,发挥工会文化优势,不断丰富企业文化内涵,提高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更好地发挥工会文化在企业生产建设中的作用,从而促进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汉语大字典》（第2版）的书证迟后和义项不足——以《老子》为例

《汉语大字典》是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大、释义最全、最具权威的一部汉语字典。《汉语大字典》在义项设置上,源流并重是其主要特点之一,即力求做到每个字的每个义项的引用书证是最早的;义项的全面性,是其另一重要特点。由于当时编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汉语大字典》在这两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一方面《汉语大字典》涉及面极广——从古代到现代,所引书证和所概括的义项不能完全准确、全面;另一方面前贤时彦虽做过相关领域的研究,但是对于《汉语大字典》还远远不够。《老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且作为一部重要的古代文献,对工具书的编纂和完善也有很大帮助。从对《老子》的研究来纠正《汉语大字典》的书证迟后和义项不足的问题,希对该字典的完善有所裨益。     

社群隔离与青年农民工的犯罪

当下中国城市中市民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隔离已经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这种隔膜所衍生出来的缺乏归属感、自律性以及对城市的敌视、冷漠是诱发青年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原因。在推进户籍改革的同时,消除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隔离是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和减少青年农民工犯罪的重要途径。     

关于利益格局调整与密切党群关系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利益格局出现了新的调整和变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差距拉大化、利益矛盾的复杂化对新时期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带来新的影响和挑战.为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要切实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利益,加大从严治党力度.     

论处分查封之物的法律效力

在财产被查封的情形,被执行人或所有权人擅自处分查封之物的,不得对抗执行申请人。查封的对抗效力是法律直接规定的结果,同处分权能和合同效力无关。查封不影响被执行人或所有权人的处分权,也不影响处分查封之物基础合同的法律效力。查封具有禁止处分的法律效果,即被执行人或所有权人不得擅自处分查封之物,否则可能引发公法上的责任。在擅自处分查封之物时,善意取得与公示对抗是两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模式。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善意取得规则不应也无须适用于查封之物,否则会影响体系融贯,并导致制度重叠问题。查封制度具有独立的善意第三人保护规则,即查封的公示对抗规则。在公示对抗规则之下,执行申请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得到了妥当平衡。     

新发展格局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

在我国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谋划,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推动。其中,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发展促进法",对"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及其赖以存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审视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有助于揭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发展型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具体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以说明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应的"发展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兼顾的"安全与发展"价值,从而不断推进发展导向型的良法善治,这尤其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法治的完善,丰富法治理论和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新兴的"发展法学"的构建。     

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与审查框架--兼与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商榷

在"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交警查手机"等实践争议引导下,学者们借助基本权利限制的"保护范围—限制—限制的合宪性论证"的审查框架,推进了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但将通话记录排除出通信权的保护范围,并不能有效解决实践难题,且因为过早窄化保护范围而会影响基本权利的保护效果。诉诸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权的方案亦难以成立。应认识到《宪法》第40条存在因制宪者预见不足而产生的宪法漏洞。如果将"检查通信"理解为"示例性规定",则《宪法》第40条容有对通信权限制的其他可能性。在"通信内容"和"非内容的通信信息"分层构造下,可以建立起既能回应生活事实和实践争议,又能落实宪法严格保护目标的教义学体系和审查框架。基本权利个论的研究,有助于反思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宽界定"或"窄界定",以及法律保留体系的普适性等基本权利总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