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会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工会文化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要准确把握企业文化建设与工会文化建设的一致性和相同点,发挥工会文化优势,不断丰富企业文化内涵,提高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更好地发挥工会文化在企业生产建设中的作用,从而促进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汉语大字典》（第2版）的书证迟后和义项不足——以《老子》为例

《汉语大字典》是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大、释义最全、最具权威的一部汉语字典。《汉语大字典》在义项设置上,源流并重是其主要特点之一,即力求做到每个字的每个义项的引用书证是最早的;义项的全面性,是其另一重要特点。由于当时编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汉语大字典》在这两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一方面《汉语大字典》涉及面极广——从古代到现代,所引书证和所概括的义项不能完全准确、全面;另一方面前贤时彦虽做过相关领域的研究,但是对于《汉语大字典》还远远不够。《老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且作为一部重要的古代文献,对工具书的编纂和完善也有很大帮助。从对《老子》的研究来纠正《汉语大字典》的书证迟后和义项不足的问题,希对该字典的完善有所裨益。     

社群隔离与青年农民工的犯罪

当下中国城市中市民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隔离已经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这种隔膜所衍生出来的缺乏归属感、自律性以及对城市的敌视、冷漠是诱发青年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原因。在推进户籍改革的同时,消除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隔离是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和减少青年农民工犯罪的重要途径。     

关于利益格局调整与密切党群关系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利益格局出现了新的调整和变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差距拉大化、利益矛盾的复杂化对新时期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带来新的影响和挑战.为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要切实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利益,加大从严治党力度.     

论处分查封之物的法律效力

在财产被查封的情形,被执行人或所有权人擅自处分查封之物的,不得对抗执行申请人。查封的对抗效力是法律直接规定的结果,同处分权能和合同效力无关。查封不影响被执行人或所有权人的处分权,也不影响处分查封之物基础合同的法律效力。查封具有禁止处分的法律效果,即被执行人或所有权人不得擅自处分查封之物,否则可能引发公法上的责任。在擅自处分查封之物时,善意取得与公示对抗是两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模式。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善意取得规则不应也无须适用于查封之物,否则会影响体系融贯,并导致制度重叠问题。查封制度具有独立的善意第三人保护规则,即查封的公示对抗规则。在公示对抗规则之下,执行申请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得到了妥当平衡。     

新发展格局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

在我国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谋划,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推动。其中,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发展促进法",对"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及其赖以存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审视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有助于揭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发展型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具体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以说明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应的"发展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兼顾的"安全与发展"价值,从而不断推进发展导向型的良法善治,这尤其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法治的完善,丰富法治理论和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新兴的"发展法学"的构建。     

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与审查框架--兼与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商榷

在"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交警查手机"等实践争议引导下,学者们借助基本权利限制的"保护范围—限制—限制的合宪性论证"的审查框架,推进了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但将通话记录排除出通信权的保护范围,并不能有效解决实践难题,且因为过早窄化保护范围而会影响基本权利的保护效果。诉诸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权的方案亦难以成立。应认识到《宪法》第40条存在因制宪者预见不足而产生的宪法漏洞。如果将"检查通信"理解为"示例性规定",则《宪法》第40条容有对通信权限制的其他可能性。在"通信内容"和"非内容的通信信息"分层构造下,可以建立起既能回应生活事实和实践争议,又能落实宪法严格保护目标的教义学体系和审查框架。基本权利个论的研究,有助于反思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宽界定"或"窄界定",以及法律保留体系的普适性等基本权利总论问题。     

刑事强制医疗客观要件的反思与重构

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包括行为条件和侵害法益条件两方面。通过对司法实践的考察发现: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不仅存在放任精神病人继续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风险,而且还存在不规范适用的情况。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自身具有不合理性,只有改革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才能够化解风险、规范司法适用。不限制危害行为和侵害法益是国外强制医疗客观要件的普遍模式。我国应当将"实施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作为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同时有必要丰富强制医疗的执行方式,在住院治疗之外,增加门诊治疗。     

商标恶意抢注中特定关系“非特定化”之反思--《商标法》第15条的解释论

商标抢注是我国商标法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商标法》第15条专门规制发生在特定关系人之间的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划分特定关系的类型,但未对其含义做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特定关系的判定出现分歧,特定关系的范围因此不断扩大,呈现出“非特定化”趋势。特定关系的无序扩张,在法理上缺少必要性和正当性,既有碍适用《商标法》其他条款,又不符合效率原则、社会成本理论及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意。为防止特定关系无序扩张,应将契约关系作为解释特定关系内容的核心,法官适用该条款时不宜随意扩大特定关系的内容,应严格按照商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断。     

“红色管家”何以管用?——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破解之道

【问题】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常常陷入命名式、标签式伪创新,不仅无法实现“给社区减负增能提效”的目标,反而造成基层治理的低水平重复。在各类创新琳琅满目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基层治理创新更具持续性,并且规避“内卷化”风险?【方法】本研究以S区“红色管家”项目为个案,该项目初期面临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但最终通过创新走出一套有效的社区治理之道。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跟踪了“红色管家”项目的运作过程并结合多种定性资料进行分析。【发现】(1)如同诸多政府主导的基层治理创新项目一样,“红色管家”在项目初期也面临观念、利益以及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2)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呈现出的实体化、制度化、专业化和协同化的特征,保障了“红色管家”项目创新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3)能否规避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卷化”风险,根本在于基层党组织力量能否成功嵌入项目全过程,发挥引领创新的核心主导作用;(4)党建引领下多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与调试,观念、制度与技术的融合,构成了制度创新能否突破“内卷化”困境的关键。【贡献】本研究梳理了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问题的表征和成因。通过对“红色管家”项目案例的分析,本研究阐释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机制,指出破解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困境的关键在于新合作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