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参与治理: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

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制度表现出来的劳动者权益缺损,根源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模糊,即以资本产 权逻辑排斥劳动力产权。应从“劳动努力”出发,通过劳动者参与治理来创新国有企业治理制度。     

人体皮肤切创纤维连接蛋白EDA、EDB的表达与损伤时间关系的研究

目的研究纤维连接蛋白(fibronectin,FN)可变剪接片段EDA、EDB在人体皮肤切创的表达情况,并摸索EDA、EDBmRNA在离体皮肤上最长检出时限,以期为早期损伤时间的推断提供实用的参考指标。方法采用DIG标记的反意RNA探针,原位杂交检测人体皮肤在损伤早期(从30min开始)FNEDA、EDBmRNA表达的变化。结果正常人体皮肤无EDA、EDBmRNA表达;在损伤早期(≤3h)FNEDA、EDB的表达随时间的延长而呈现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EDA、EDBmRNA主要出现在表皮基底层细胞;EDA、EDBmRNA在标本离体后4h就不能检测到。结论FNEDA、EDB可作为早期损伤时间推断的较理想的参考指标,但原位杂交的检测方法不适用于实际应用。     

中国汉族及日本群体7个Y—STR位点及单倍型的遗传多态性和群体差异

目的调查Y染色体7个STR位点及单倍型的遗传多态性并分析其群体差别。方法应用PCR、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结合银染显色分型技术,检测45例中国汉族及59例日本男性DNA样品。结果在DYS393、DYS389Ⅰ、DYS19、DYS390、DYS389Ⅱ、DYS392等6个位点中共检出33个等位基因,DYS385位点检出39个等位基因组,其频率分布在0.0169～0.6444之间,DP值分布在0.5406～0.9579之间,以DYS385位点最高。7个位点数据综合比较,二组群体间在遗传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由7个位点组成的单倍型有95种,中国汉族有41种,DP值为0.9960,日本群体有54种,DP值为0.9965,2群体间未发现相同的单倍型。结论上述7个STR位点属于高鉴别能力位点,单倍型具有很高的遗传多态性并显示出明显的民族特征。     

中国北方汉族与维吾尔族群体8个STR位点的遗传多态性

目的调查中国北方汉族与维吾尔族群体8个STR位点的遗传多态性。方法应用荧光标记引物试剂盒及基因扫描技术检测vWA、TH01、TPOX、CSF1PO、D5S818、D13S317、D7S820、D16S539位点等位基因。结果100例汉族群体共检出62个等位基因,累计非父排除率为0.9975;50例维吾尔族群体共检出52个等位基因,累计非父排除率为0.9973。2群体总个人识别机率均超过0.9999。基因频率分布2群体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结论8个STR位点在汉族与维吾尔族群体中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态性,频率分布有民族差别。     

再论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考——从王光美对一则有关八大史实的回忆谈起

本文以王光美对一则有关八大史实的回忆作为立足点,重新探讨了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脉络,认为毛泽东自始就不同意八大政治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但由于理论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在八大政治决议通过前重新把阶级斗争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结束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逐步在理论上提出"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观点,经过1957年整风反右的实践,最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标志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开始向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复归.     

赵尚志“主笔”《东北红星壁报》

赵尚志是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曾任抗联三军军长、北满抗联总司令、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他指挥千军万马在东北大地与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的光辉业绩,几乎家喻户晓,但他亲自拿起笔杆,"主笔"壁报,开展抗日宣传,却鲜为人知.     

建构东亚经济合作的新视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区域经济和贸易集团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东亚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方面明显滞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推动东亚经济整合提供了新的范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框架之上的有益探索.当前,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是中国第一要务"的方针指引下,中国为推动地区经济合作提出了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特点的合作模式,这必将为中国整合地区经济,进而拉动中国经济持久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全力塑造东亚经济圈的努力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东亚经济一体化将在艰难中曲折前进.     

宪法监督制度及其完善——《监督法》草案有关宪法监督制度缺位之思考

2002年8月底首次提交人大审议的<监督法>草案,标志着人大对"一府两院"监督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但其仍然还有许多议题未获得明确和解决;其中宪法监督制度的缺位就是一大遗憾.建立宪法监督机构本应是<监督法>的首要解决问题,如果监督法回避这个问题,就不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为,如果在人大内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就会出现一个理论上的矛盾,当权力机关自身违宪,这个委员会该怎么处理.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专门委员会不能对权力机关实施监督,也不能对违宪问题作出处理.同时,如果在全国人大之外或之上设立这样的机构,显然有违现行体制,原因在于人大本身就是负责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怎么可能在其之上或之外再设立一个机关?笔者以为,宜在我国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与人大常委并列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实施宪法监督职能;在三者职权划分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负责宪法的制定、修改与废除以及其他立法之外的职能,其他立法职能委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执行;全国人大宪法监督委员会负责实施宪法监督.     

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中累犯适用的评析——兼论从重处罚的基本原则

刑法中对于累犯在量刑时的规定是一种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而有关司法解释却将盗窃中的累犯与"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的情节相结合,升格为更为严格的情节加重犯,从而适用更重的法定刑幅度,本人对此规定的合理性进行了研究和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