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加快民族经济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加快民族经济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之一,针对我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促进我国民族经济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对策。     

司法实践的新观念——纪检监察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

纪检监察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面对的问题,这种转化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研究证据的转化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纪检监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保护个人权利和实现刑法目的的关系。在实践中,对实物证据和亲笔陈述的言词证据的转化只须进行程序性审查;谈话笔录的言词证据的转化要进行实体性和程序性的双重审查方法;纪检监察机关超越权限收集的证据不影响证据的效力,可以转化为刑事证据。纪检监察违法收集的证据一般不能进行转化。     

谣言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发生机制

群体性突发事件与人际传播密切相关。谣言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反映了当时的民众心理,也触动了社会深层的机制,从这个角度讲,它有时的确会起到社会调节的正面作用,但由谣言而引发的集体行为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尽量降低谣言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造成的风险,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责任。     

大革命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经济援助之比较

据不完全统计,在大革命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分别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提供了约26万卢布和1400万卢布的经济援助,二者相差悬殊.苏联和共产国际这样做,与其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密切相关.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发展前景及意义探析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块试验田,是未来我国向西开放的国际贸易自由港。中哈两国领导对合作中心的功能定位已经达成统一认识,就是要把该合作中心建设成为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投资自由、贸易自由、人员出入自由,高度开放的综合性国际贸易中心;建成集区域加工制造、区域中转、区域采购、金融服务和旅游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贸易自由港。合作中心的建成和顺利运行,对我国向西开放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建构中国新文化不可或缺的方法论——解读胡适的实验主义观

五四中国新文化的建构,离不开科学的方法论的制导。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及其与中国新文化生成的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其实,作为方法论的实验主义是一种现代科学思维,胡适师从杜威并对其实验主义给出了独到的理解和阐释,尤其在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建设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运用。     

浅析新疆向西开放与我国油气能源战略安全

油气资源是关系到每个国家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我国以往的石油进口渠道、运输线路和方式单一,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能源战略安全。我国的油气能源安全问题表现在:一是我国的油气资源比较贫乏,与日益增长的石油加工能力和消费形成矛盾;二是石油供应来源方面存在问题;三是在石油运输通道安全上存在问题;四是我国石油储备方面存在问题;五是我国计划开辟的东北亚石油供应运输方案遇到严重干扰;六是我国海外油气资源开发合作处于弱势。加大新疆向西开放力度,建立我国油气能源进口新渠道,对于维护我国油气资源战略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论欧盟的法律性质

本文在对欧洲共同体的法律性质和共同体之外欧盟其他领域合作的性质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论证了欧盟体制上的复杂性：超国家性质与政府间性质的结合体。随后进一步从联邦和邦联的角度分析了欧盟的性质，并得出结论：欧盟既不属于联邦，又不属于邦联，而是联邦与邦联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属于一种新型的国家集团。     

从原生到孪生：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在进行时——温岭民主恳谈和参与式预算之比较研究

民主恳谈是温岭原创的基层民主形式,在寻找一条由体制外的自发生长通向与体制内融合的路径中,又从原生的母体中孪生出泽国的参与式公共基建项目预算和新河的参与式公共预算,为我们奏响了一首又一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在进行曲。民主恳谈以民主管理作为乡镇民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泽国试验较好地回答在什么时候、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以何种方式邀请和吸引公民参与这一核心问题;新河的参与式预算则利用了体制框架内既有资源的优势,在预算的安排中充分发挥了人民代表的作用,践行了治国的根本。追溯其生成机理,探究其从原生到孪生的演进逻辑,比较其适用的场域,考量其成本与效率,揭示其面临的不同境遇,给出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的结语,是文章的意旨所在。     

公司法人格否认:从法条跃入实践

滥用公司人格的普遍性与严重性是我国公司法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的诱因,但是,国外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向来是在个案中适用的,因而该规则采用制定法形式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宜采用判例指导制度.同时,要密切关注公司法人格否认在中国实践中的特殊性,注意欺诈、资本严重不足和过度控制在公司法人格适用中的关键作用.在司法审判中,应谨慎适用这一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