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与公共行政道德建设

我国公共行政道德建设仍有许多不足,原因在于正确的公共行政道德观念尚未健全,行政监督制约机制和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公共行政道德规范尚不明确,公共行政道德教育薄弱等。网络舆论具有监督、道德观念重塑和道德教育等功能,能对公共行政道德建设起重要的作用。应该加快网络政务公开的步伐,充分发挥网络监督功能;将网络成为道德教育基地,让网络舆论成为道德教育的利器;收集网络舆论,尽快制定完善的公共行政道德规范体系。     

婚姻身份协议的社会性别分析

婚姻身份协议正以越来越丰富的形态出现，中国民事立法尚未对其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对其效力认定不一。婚姻身份协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契约，它是饱受家庭暴力、婚外情等行为困扰的女性自我保护的一种救济手段。但建立在性别不平等基础的婚姻身份协议必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这些受侵害女性的权益保障命题绝不仅仅通过婚姻身份协议就能够完成，它需要国家公共政策主要是法律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从犯罪客体看我国的婚姻家庭类犯罪——以浙江虐童案为例

从浙江虐童案可知,家庭关系外的虐待行为同样产生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虐童案不能适用寻衅滋事罪,从处断上也不能适用虐待罪。婚姻家庭类犯罪应当脱离婚姻家庭关系这一刑法客体对其的束缚,顺应1997年《刑法》修改的潮流,将婚姻家庭类犯罪扩大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广义上的同类客体之中。     

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出路——施特劳斯基于古典“最佳政体”观超越自由主义视野的反思

现代自由民主制一直推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但它由于“道德中立”原则的困境与“公共之善”的缺失而在人性观与道德观上暴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危机。对此，列奥·施特劳斯指出，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批判必须要找到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即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佳政体”观念。古典意义上的“最佳政体”观具有一种宏大的“整全”意涵，它立足于一种高贵的人类生活方式，并试图在实现人类优异性、完满性与德性的目的指引下提供一种良善的制度安排，培育出理想的公民和杰出的政治家。因而，它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自由民主制以庸俗的人类平等和个人权利为前提的理论基础、以抽象的个人自由与异质的个体幸福为归宿的政体目的、以私人利益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以搁置人的个性发展而单靠制度建设来推进政治成功的政体理念，从而为我们解决由公共精神的陨落和道德基础的覆陷而引发的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危机提供一个可能性的思路。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逻辑路线

充分认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逻辑路线，是新时期把握党的建设重要任务的基本要求。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其终极目标，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是其根本要求，对党的建设进行整体布局和规划是其关键环节，对党的建设进行重点部署是其主要抓手和落脚点。这是一个逐渐深入、层层递进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变化与广东民营企业人本管理模式构建

近年来,到广东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在文化素质、观念、维权意识、社会需要方面都有很大差异。由于广东不少的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观念陈旧,不能适应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变化,损害了农民工权益,引起劳资矛盾,使大量的农民工流失。广东民营企业应改变其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用人性化的管理手段,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层次变化,构建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是互动还是冲突

我国法学教育对司法考试的互动与冲突表现在:一方面司法考试给法学教育带来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司法考试可能给法学教育带来一些消极影响。而要正确处理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不能将司法考试作为法学教育的指挥棒;二是我国亟待完善司法考试制度和法学教育制度,以便实现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之间的优势互补,促进二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劳动关系法律问题研究——以企业弱势为研究起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着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当前劳动关系总体是稳定的,但也出现了由于劳动关系主体分层化、运行市场化、矛盾显性化等带来的企业弱势的新趋势。和谐的劳动关系发展模式应该是利益协调型的。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必须建立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有效的管理与整合机制、良好的矛盾疏导机制与预警机制。     

试论科学发展观对宁波的要求

全面掌握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是实现宁波科学发展的前提条件;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是推动宁波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是破解宁波发展难题的迫切要求.     

论江泽民执政党作风建设思想的时代特色

江泽民围绕“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阐述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战略地位;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最高标准;为党的思想作风和学风建设赋予崭新的时代精神。并把制度建设贯穿于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之中,以制度建设保证执政党作风不断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