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行政与社会和谐发展

以往行政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行政与经济的关系,而往往忽略行政与社会的关系,因而行政发展要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找到方位,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回应社会的要求,培育社会的自主性,实现政府本身的目的.为此,一是要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尊重社会治理的主体资格;二是行政发展要增强对社会的回应性,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要求政府管理必须增强预见性和前瞻性,要特别关注社会管理中的新问题,同时还要求行政发展必须考虑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三是行政发展要加强同社会的合作.因此,解决行政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实践就是政府职能转变,而契合点就是构建和谐社会.     

浅析翻译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语言和文化两者密不可分,同样的语言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习俗背景下所产生的语义和效果不同。因此,翻译中存在文化差异。     

“毒品战争”及其问题评析

19世纪未开始的美国禁毒运动主要以州或市为单位进行，《1914年哈里森麻醉品税法》颁布后，联邦层面上的禁毒活动方告正式启动。在半个世纪后，尼克松总统挟超级大国之威，以“毒品战争”（WaronDrugs）的全新禁毒理念，从外交、法治及治疗等方面对毒品施以全方位的围剿。至今仍在进行的“毒品战争”是美国百年禁毒史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阶段，给美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禁毒运动都烙上了深刻的印记。无论其成败如何，观其成因并借鉴其经验与教训对制定今日的禁毒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警民互动的理论基础研究

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警民之间的互动,达到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凝聚社区向心力、解决社区治安问题的目的。但不管在理论界还是在实战部门,对警民互动的理论基础缺乏研究。社会契约论(Thesocialcontract)、变革管理理论(ManagingChange)、破窗理论(BrokenWindowTheory)和社会控制理论(SocialControlTheory)作为警民互动的四个理论基础,为实战部门提供了理论支持。     

云南边境地区跨境赌博违法犯罪的治理对策

云南省与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接壤,边境地区跨境赌博问题严重影响着云南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影响着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治理对策:1、建立情报网络;2、建立健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机制;3、加强边境、金融管理;4、加大打击力度;5、制定相关法律法规;6、建立禁赌工作长效机制。     

侵犯企业国有资产犯罪研究

目前侵犯企业国有资产犯罪有着特殊的体制背景和制度背景.由于国家所有权固有的特性导致国有资产管理与运营责任主体虚位,加之市场化、现代化转型中,法律体系建设与法制统一建设存在缺失弱化了刑罚功能的发挥.而道德与财产观念的嬗变不能及时回应社会发展与制度的变迁,侵犯企业国有资产犯罪呈现难以遏制的发展趋向.通过立法明确责任主体及其责任,完善国有资产刑事立法保护体系,辅之以财产观念与公益观念的重塑,是预防侵犯企业国有资产犯罪的现实选择.     

以一起担保纠纷为范本论对合同效力认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兼评新公司法对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修改

我国司法机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适用特殊的法律原则:"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有效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无效,适用现行法律合同有效的,则适用现行法律".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了现行法律溯及力,难免有越权之嫌,这一原则适用的结果加剧了民事关系的不确定性、破坏了法制的稳定,同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本身也尚需解释.这一原则的适用带有较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会计信息与工资集体协商--理论与实务的几个问题

工资集体协商的实质是经济利益的协商,协商的效果和质量取决于协商手段的运用,特别是协商过程中财务信息的运用。研究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涉及的若干会计问题,目的是引导协商主体,充分利用财务信息,提高工资集体协商的质量,实现共赢。     

亚洲债券基金的推出背景、影响及发展方向

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体系使东亚地区面临两大问题,即巨大的金融风险和盈余资金利用效率低下,这也是亚洲金融危机中有关各方脆弱表现的直接原因。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或缓解其造成的危害,东亚各国(地区)纷纷提出方案,亚洲债券基金(ABF)作为一个阶段性成果,目前已经推出两期,分别为ABF1和ABF2。虽然亚洲债券基金在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方面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是投资对象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Recognition of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of welfare policy: Alleviating urban poverty in Chinese cities during fiscal recentraliz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mplicated triangular architecture among innovation diffusion, fiscal recentral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 welfare regimes. We argue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doption of innovative welfare policies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central authorities who tend to recognize spontaneous local innovation by releasing central administrative signals. During the era of fiscal recentralization starting from the Chinese Tax‐Sharing System Reform in 1994, cities with higher fiscal dependency are more likely to behave innovatively by adopting a new welfare policy for potential fiscal transfer reward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recognition of this innovation stimulates cities' adoption but would reverse the effects of fiscal dependency because of the loss of the “innovativeness” of the adoption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superior authorities. We test our theories on the dynamic diffusion with the case of China's Urban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Assistance system, an urban poverty‐alleviation policy implemented fully in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