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职院校准军事化教育管理模式的探索

高职院校准军事化管理是根据高职生的教育特点,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促进学生行为养成的一种管理模式。实行准军事化管理需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并要考查实施该模式的重要条件因素及如何完善该模式。     

论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的政治思想

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之一。对于与圭恰迪尼同时代的马基雅维里,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谓硕果累累,国内学界对马基雅维里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各类论文专著相继面世。然而与这种状况相比,对圭恰迪尼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然而随着共和主义思想的复兴,圭恰迪尼对于研究当代共和主义的思想来源的重要性已经得到重视。除此之外,圭恰迪尼的分权制衡思想,政治现实主义思想以及诸如国家理性这样的重要政治词汇的提出,对后世政治思想的演进也有很大的启迪性。     

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政策的绩效评价——以浙江杭州为例

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是由农村低保危房家庭自愿提出申请,政府予以补助,采用新建、改建、扩建、修缮、置换、租用等方式实行住房救助的一项公共政策。本文通过国内外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方法回顾,结合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绩效表达的特殊性,从直接绩效和带动绩效两个维度,采用综合分析和民意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实现程度和带动效应。直接绩效主要表现在救助受益面扩大,改造任务超额完成;公平公正凸现,最困难群众得到优先救助;居住条件改善,困难家庭居住品质明显提高;惠民政策整合,困难家庭建房负担减轻;工作机制创新,危房改造政策绩效显现。带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了困难群众就业增收,密切了党群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但是,由于危房改造面对的是农村最困难的群体,工作推进难度大,需要解决的矛盾多,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完善。     

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

陈寅恪先生以“历史之眼光”解读文学作品被誉为“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尚中、从文士风流的艳情诗中、从传奇创作的风习中、甚至从古文运动与传奇创作的联系中解读《莺莺传》,可以称为“《莺莺传》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后来的研究者按照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思路去不断解读《莺莺传》时,有时不免走入歧途。只有以文本细读来做文史互证的补充,才能避免这种尴尬。     

以何致治?——评崔永东《思想家的治国之道》

崔永东《思想家的治国之道》一书探讨了中国古代重要思想家的治国之道,研究了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和内在价值,揭示了其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的意义。此书如能对各种治国理念间的交流和影响增加论述,可进一步拓宽理论研究深度,使本书结构更加完整。     

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分析

西方隐喻研究的传统始于亚里士多德,他确立了隐喻在诗学和修辞学中的地位,隐喻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是隐喻得以在这两个学科中存在的根源。对于语言不同方面的重视,隐喻呈现出不同的功能。从宏观上讲,亚里士多德的隐喻既是隐喻系统研究的开始,同时也赋予隐喻修辞和诗学的双重身份,这种身份特点决定了隐喻在后世研究的方向,同时也决定了无论是修辞学还是诗学,隐喻都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范畴,对隐喻的考虑必然要从这个双重身份出发。     

和谐社会下的监狱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语境下,我国监狱行刑主体单一的现状必须进行改革,应导入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即让罪犯、非政府组织（NG0）、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公民和监狱在监狱行刑活动中拥有相应的话语权。这是监狱本身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责任、公民社会发育渐趋成熟等诸多方面的必然要求。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的路径选择和模式构建上：一是要解决法律的挈肘,修改或补充法律条款：二是要立足我国监狱行刑实践．把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分为六个层次和三个发展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行刑改革,以更好地实现人们对“新程序正义”的诉求和期待。     

对“三类人员”无法羁押引发“捉放潮”带来社会危害的调查和探索

三类人员是指自残自伤人员、患有严重疾病人员和老弱病残孕人员等看守所无法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由于缺少具体的监管教育措施,当前此类人员无法羁押,不断出现三类人员大量滋生、逃避打击、逍遥法外的捉放潮现象.研究三类人员大量滋生的现状、危害及产生原因,可以据此提出具体有针对性的打防管控措施.     

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三重审思——兼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生命力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蔓延,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严峻挑战.从理论上深入剖析这股思潮,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廉政文化的有效建构:日本的经验

日本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功,得益于其有效利用了传统儒家文化资源中的集体本位主义、伦理观念和境界学说,并适时地完成了创造性转换,充分发挥了其现代价值.而同样受东方儒家思想影响的韩国、泰国和印尼,却没有挖掘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因而没有成功地克服儒家传统思想所附带的宗族观念和伦理等级,以至于贪污腐敗的现象屡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