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守儿童研究综述

为了更好地了解留守儿童的现状,我们对近10年来关于"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呈现了"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主要进展;对留守儿童的概念,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以及留守儿童的教育、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政策建议等方面归纳总结,并据此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趋势,为进一步完善研究提出可行性建议。     

法医临床学与新冠疾病有关的鉴定问题及思考

2020年1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由疫情引发的各种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疫情过后,相关法律争议会有出现。本文针对疫情可能带来的法医临床鉴定相关问题予以思考,给出了法医临床学鉴定流程管理以及鉴定机构法律风险防控的基本思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及工伤补偿中的伤残评定问题,作者具体梳理了7个可能相关的鉴定标准,并指出,肺功能障碍的条款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面对因疫情爆发而引发的医疗损害鉴定问题,作者认为,针对特殊时期的医患纠纷,鉴定人在评价医方的专家注意义务时,应充分考量各种影响因素,提倡对医疗行为相对宽松的处理原则,宜适用合理医师标准(即Bolam标准),来体现对医疗行业的尊重。本文针对新冠疾病疫情可能带来的法医学鉴定问题给予了建议和解决路径,旨在为疫情过后鉴定工作提供新思路。     

1949年至今台湾地区南海问题研究文献述略

1949年至今台湾地区出版或发表了近500种/篇有关南海问题的文献。笔者通过对文献产生的时间、数量变化趋势、主题分布、载文期刊、责任者、文献类型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两岸应共建共享相关信息资源,构建台湾南海文献信息数据库,从而打造南海问题研究文献智库等设想。     

中非民商事交往法律环境的现状及完善

民商事交往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有良好的法律环境。良好的法律环境一般应具备完备的法律制度、高效公正的司法与执法活动、民众较高的法律意识等。在中非民商事交往中,还存在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双方司法与执法的交流与合作还比较薄弱、民众的法律意识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在中非民商事交往中出现了大量的民商事争议、投资纠纷以及违法犯罪活动等,这不利于中非民商事交往的正常开展。基于此,中非双方应共同努力,推动商签更多相关领域的双边条约,并对现有的一些双边条约内容进行完善;中非双方的司法和执法部门应扩大交流与合作,积极解决中非经贸关系中出现的法律问题;中非双方法律界人士应加强交流与沟通,积极宣传对方的法律制度,提高双方民众的法律意识。     

现代恐怖主义的特征和保卫工作战略

现代恐怖主义给全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围绕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问题,国际社会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新时期恐怖主义具有一系列显著的特征。笔者通过对这些特征的分析,指出了对恐怖主义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保护工作战略。     

试论伪钞的鉴别方法

文件技术人员鉴定伪钞,必须要了解真钞的防伪技术在钞票上的应用,才能准确地从纸张、油墨、版面尺寸、图纹形态和位置、印刷版型、印刷技术、暗记等方面鉴别出钞票的真伪。     

交通意外事故尸体剖验37例

本文作者报告陆上交通意外尸体剖验37例。事故类型分路人车撞、汽车相撞、汽车撞静物及摩托车事故四种。路人被车撞致死者,损伤分布广,种类多,有5种不同的损伤。摩托车事故死亡者胸腹部损伤多,突出的是胸主动脉横裂。汽车驾驶员的损伤以胸腹部为多。其中因车撞车驾驶员死亡者,头部损伤常不严重。各种不同的损伤各有一定的特征。作者强调了要注意酒精与车祸的关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农村公共卫生安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特别是农村公共卫生安全还存在重大隐患。传统血吸虫病死灰复燃,艾滋病等新的疾病传播迅速,以矽肺为主的职业病在农村蔓延。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加大力度建立农村公共卫生安全体系,教育和引导农民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完成。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再论

由于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之间存在长达 24年的关系,因此,这段历史实际上一直被学术界所关注。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几乎是“一边倒”地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功劳归功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其中的曲折复杂性有意或无意地给予回避。当然,这显然不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风气使学术界开始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本文吸取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对这段历史进行一个粗线条的评析,以便给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一个较为明晰的了解。     

论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演变

“社会———国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探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一个新视角,所谓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也随之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受到关注的课题。本文主要考察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演变,阐明清末民间社会的发展变化,已体现出了一系列新的时代特征,在各方面显著拓展了社会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功能。特别是到20世纪初期,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民间社会雏形已初显端倪。这种新型民间社会雏形的出现,并不单纯是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清政府推行“新政”所产生的客观影响,为新型民间社会雏形的孕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在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都出现了新的发展演变,相互之间开始建构一种新型互动关系机制,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