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行政的伦理意蕴——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新公共服务理论因其超越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中心论和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模式等工具性价值的内在矛盾和缺陷,突显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等目的性价值在现代公共行政的中心地位,由此使其在人性、公共道德责任、公共道德目的、公共道德准则、公共美德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奠定新的公共道德基础。     

从城市基本功能看中国城市政府职能定位

在城市同质化日趋严重,城市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城市学家们对城市"异化"的担忧越来越强烈。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主导力量的城市政府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城市现象和问题中抓住症结,建设、管理好城市,是对城市政府执政能力的挑战。本文将从追问城市本质问题出发,审视城市的基本功能,分析城市政府的角色问题,希望为探讨新时期我国城市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我国城市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模式探讨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应急联动模式是快速、高效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本文首先比较了目前美国、日本与中国的应急联动系统管理支撑体系,从中探究了支撑应急联动系统有效运作的相关因素(即应急联动管理支撑体系)和各类应急联动模式。而后坚持应急联动模式与应急联动管理支撑体系相适应的原则,构建了适应我国实际国情的协同式应急联动模型,这对新时期我国应对城市突发事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追赶到跨越:云南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

按照传统产业的发展路径,云南省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很难如期实现.基于云南丰富多样的自然文化资源,云南省需要跳出对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走优先发展以文化创意产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带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之路.     

肾脏组织肌红蛋白检测在法医病理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应用免疫组化方法,对49例被尸检的人肾组织进行肌红蛋白检测,其中生前有广泛软组织损伤的损伤组22例,冠心病猝死组15例,并用12例无上述病史的人肾脏组织作对照.结果显示损伤组有8例(8/22)远曲小管及集合管管腔内管型呈肌红蛋白阳性或强阳性;冠心病猝死组有3例皮质肾小管内管型呈阳性;对照组均为阴性.说明肾肌红蛋白检测对挤压综合征(crushsyndrome,CS)死后诊断有重要价值.     

对传闻证据规则的反思——基于对规则本身与引进论者的考察

传闻证据规则的产生背景、生存环境、理论基础和发展进程都与英美国家司法环境有着特定的联系,我国不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引进论者在论证论据与对国情的认知、未来诉讼制度的预想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错位。在笔者看来,修改完善相关性规则不但能起到引进传闻证据规则预想的作用,同时还能避免传闻证据规则本身存在的缺陷与引进该规则后没有土壤适合其生存的局面出现。     

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中的量刑证据初探

在量刑程序改革的背景下,对量刑证据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以证据为核心进行量刑裁判是量刑公正性和合理性的有效保障。量刑证据在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据能力规则等层面均表现出不同于定罪证据的特质。在死刑案件中,对量刑证据规则的设定以及量刑证据的判断和运用应该更加严格。     

证据法的理论谜局——“刑事证明责任与推定”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推定的界定及其适用"、"刑事证明责任新问题",以及"证明责任与推定综合研究"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和学者虽然对推定的具体含义、证明责任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见解,但对于应该在法律上限制推定的范围,以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推定的适用等问题,达成了很多共识。证明责任和推定问题本身是证据法上的两大理论难题,这次会议为迎接这个智识上的挑战进行了首次尝试。     

宪法学的教义化——德国国家法学方法论的发展

本文主要介绍了德国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国家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从1871年开始,德国经历了三次政治上的转折,政治的变化同样反映到国家法学和宪法学的研究当中,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如何通过方法论努力科学地进行国家法和宪法的体系建构或者解释,一直是问题的重心。而德国国家法学和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限制,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走出学术困境,迎来法学研究的繁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应当在对传统的法学方法加以完善的基础上,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出有生命力的法学理论。为此,应当从中国问题出发,提炼出一些对中国问题具有理论解释力的概念和范畴;应当放弃那种动辄赞美西方法制、批判中国法制的研究态度,从中国移植西方法制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应当从中国自生自发的司法改革中发现制度形成和生长的规律,从而发现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并提出中国的法学理论;应当纠正那种过于重视引进西方证据概念和证据理论的倾向,从中国的司法哲学、法律史和法律实践中发现证据规则,形成自己的证据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