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术士也”新论——早期中国知识人阶层的兴起

士在上古中国首先是一种官名，等级较低，次于大夫。士有文士、武士之分，皆服务于君王政治和国家需要。在最初的起源上，儒、士有别，并非一源。周治之下，前殷遗族中的祝、宗、卜、史具备很好的德艺才气，却难以进入现时精英阶层，其地位也只相当于周族统治阶级中最下层的士。时间久了，人们便以“士”相称，儒、士一谓。可知先士后儒，儒在士后，儒从士流变而出。稍后的术士则更具有专业含量和不可替代的基本技能，虽不在职官序列，却是知识人，属于早期儒者之一种。他们等候启用，期待进入官方体制内而解决基本生存问题、满足精神理想需要。一旦进身成功，则可以运用知识储备，服务社会。儒家善于以进用为术，要求密切联系官层和政治权力，目的并非为了权欲，而是试图借助君王威权，把自家主张贯彻于现实政治。     

汉初时代:学术的复苏与繁荣——百家争鸣之后的思想大融合

汉初政治上的修养生息、无为而治直接促使宽松、自由学术氛围的形成 ,诸子各派都获得了继战国之后的又一次长足发展。帝国政治的大统一催促了思想的大融合。通过博采众长、兼容并包及主体立场的几经转换 ,从《吕氏春秋》开始 ,中经《淮南子》,最终到董仲舒 ,汉初思想家对先秦尤其是百家争鸣时期各种思想资源的整合与吸纳方才完成 ,并在董仲舒这里开始了对儒学的全新打造。     

与时俱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与时俱进,已成为一个当前中国媒体出现频率最高、妇孺尽知的流行词汇之一。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蕴涵在“与时俱进”这一词汇里的精神品格早已深深地奠基于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之中。位于五经之首的《周易》以其精约之至的文辞推演出变幻繁复的世事,极尽变易、通汇之所能。《易传》在解释“乾”卦九三爻之爻辞“君子终日乾乾”时说:“终日乾乾,与时偕     

“絜矩之道”与“感而遂通”——儒家恕人工夫论前提的哲学分析

儒家一向主张以“絜矩”去体谅别人、通达他者。《大学》将其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德性工夫,把内在自觉推扩到同类的身上。人心之间的沟通必须以天人之间的沟通为前提,天人相通的理性预设可以使人心之间的相感获得绝对的普遍性。天人合体而不隔,天之则即是人之则。由《周易·感卦》兑上艮下的结构则可知阴阳二气感应以相授与。感应离不开性情,并以性情为先验基础。类是感应的对象性前提。万物身上都潜藏着可以与别物相交流、相沟通的可能性,物始终开显着自身,等待别物的进入和通达。《易传》强调圣人在沟通天人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圣人用性情之心去“会通”天文地理与天下之动,实现与天、与神相统一。     

董仲舒与武帝选官制度改革

科举制正式始于隋代,但开科取士的倡议早在汉初就被董仲舒所提出。《汉书》载,“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秦汉之际,世卿世禄的选官制度已难维持,从非卿非禄的市井底层选拔人才而充实官吏队伍成为一大趋势。汉武帝的三次册问都涉及如何选拔与使用天下人才的问题,董仲舒在应对中,主张“德教之官”是干部路线的基本要求。学校作为“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既能为国家聚集贤才,又能垂范风俗,熏陶民人。董仲舒建议武帝兴办太学,延请明师,豢养翘楚,天下才俊垂手可得。他还批评郎官制度“以富訾,未必贤”。经董仲舒提议、武帝推行的察举制度一改周代以来“世卿世禄”的选人办法,突破门族、财富等外在条件的限制,而一律以才学、德行为基本要求,还照顾区域平衡与代表性。汉代察举的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与文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等。而“贤能为上”、“量材授官”、“录德定位”则是董仲舒察举选官思想的三个重要原则。     

宋明儒家对仁的本体化提升——以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为例

宋明新儒论仁大多扬弃了仁在孔、董儒所具有的直观感性与心理学内容,侧重于仁之为道的方面,以性释仁,重视并褒扬性体道本,直接排斥仁之中所包含的情的成分。周敦颐以“生”对仁做出了非常具有创造性的诠释。以公以理释仁、以道解仁、合仁与道为一,则是二程仁学思想的重要特点。朱熹仁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天地生物之心”与“理”两个方面。其天理消融在人伦生活的道德法则与伦理规范中,体用相即。阳明学之仁的最基本内涵是“生生不息之理”,仁是万物的自性,万物在发生、存在之初即已被赋予了良知。而求仁、求良知的工夫不过是尽一己之性,穷尽了仁之理,也即获得了仁之性,也就达到了万物之性、万物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