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地区差异的对策分析

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其主要原因除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外,基层政府的财权与事权非对称、转移支付制度不能有效缩小地区公共服务差距,基层政府对地区公共服务内在提供动力不足是比较主要原因。厘清各级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职责,建立财权事权一致的投入分摊机制,公共财政制度要从经济建设为主的“建设型”财政向关注民生、注重公平的服务型财政制度转变,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     

乡村振兴与农地流转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地权配置的视角

“乡土中国”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社会事实。土地问题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也是深化改革的关键着力点。优化地权配置,通过土地流转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从地权配置角度切入,剖析乡村振兴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内生关系,探究了当前农地流转的成绩、不足以及困境,以图耦合地、人、业、钱等要素的关系。为推进农地流转体制机制创新,应当加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网络化的农地流转市场并充分监管农地用途,合理界定相关权利主体及其行为边界,激活土地的多层次权能,促进现代农业与小农户有机衔接,同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地流转的后顾之忧,殷实农民获得感。     

十九大引领依法治国新时代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在这一内涵丰富、大气磅礴的报告中,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繁荣历史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启示、改革开放40年重要历史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经验总结、"两个十五年"新征程的宏伟蓝图一纸挥就;而全面依法治国,则是这部重要历史文献华美乐章中的一个重要声部.     

常识与理性(十):司法技术与司法政治之法理及其兼容

司法之政治性与其技术性一样,都是司法本身所固有的基本秉性。其中,技术性体现着司法的职业理性,它构成了司法过程的客观方面;政治性折射出司法的价值关怀,它构成了司法过程的主观方面。任何司法过程都包含主客观两个方面,因而也是政治性与技术性的有机统一。基于此,中国司法改革既要避免"泛政治化"倾向,又要反对"去政治化"主张。     

常识与理性（二）：法官角色再审思

法官的裁判员角色已然作为常识,根植于我们的知识体系之中。但理性告诉我们,法官不是普通的裁判员,他还充当了社会秩序的维修者、社会公正的建设者和社会良心的守护者等角色。正是这些角色,让法官承载了社会工程师的使命。不过,法官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它只能是＂适用规则的社会工程师＂,法官必须恪守执行性、修复性与具体性等基本法则。     

完善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思考

“同案不同判”、“同事不同判”问题是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保障司法公正,维护法制统一,2010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检察机关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一种创新的制度,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为完善检察案例制度建设,本文针对当前检察案例指导制度...     

贵州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与民族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民族性是民族旅游的主要吸引力。我们只有在开发这些民族文化资源的同时对它进行保护,才能保证民族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对贵州民族旅游业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在此基础上重点就如何应用产业发展的三大原则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结构体系作了全面的阐述。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刍议

马克思在继承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的有机体理论与其唯物史观是一脉相承的,其最根本特征在于其理论是建立在实践观基础之上的。这种有机体理论把社会看成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的有机体,突出了整体性、动态性等特征,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减灾救灾社会参与机制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当今世界各国面临各种自然和非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威胁,而我国是世界上受各种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构成明显制约。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进一步恶化,如何有效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将灾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对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我国来说尤为重要。     

犯罪论对刑法典的形塑作用——以德国犯罪论与刑法典的关系史为线索的考察

刑法典与犯罪论体系的关系是犯罪论体系论争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对此,主张"维持论"的学者提出了"刑法典对犯罪论具有制约关系"的命题。通过对德国犯罪论与刑法典关系史的考察,可以看出,无论是构成要件、违法性还是罪责,都不是德国刑法典的产物,而是德国刑法学者智慧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这些基本概念,通过在刑法学界形成共识之后,形塑了德国刑法典的发展。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不应拘泥于刑法典本身的规定,因此引入德国阶层犯罪论体系并不存在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