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个好东西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     

全球化时代如何应对国家主权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主要任务,任务之一就是要有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就要求深刻认识和把握国际发展的大局。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熏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如何认识评价中国的政治发展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方面变化巨大,但是政治领域尤其是民主政治方面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没有变化。但是自己认为我们的政治进步非常大。那么为何会产生这种分歧？因为政治评价标准非常不同。一般的西方学者评价民主政治和政治进步主要依据三条标准,一是多党竞争,     

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

胡锦涛首次提出的“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主张既是对邓小平和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国新时期全球战略的总结。“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新的全球战略的主要标志,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以这一战略指导的中国外交是一种“和谐外交”。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上流行的全球治理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和谐外交的根本目标、国际规制、行为主体、重点领域、主要策略等方面,既共享了国际社会普遍的理想价值,反映了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愿望,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     

政府:不应当做什么,应当做什么——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最新争论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自本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在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问题上的争论，并且指出，两者分别倡导的“弱国家”、“强国家”均有增进和损害人民个人利益的可能。两者的理论实质上是互利的，离开自由主义谈论社群主义与离开社群主义谈论自由主义一样，都无法正确理解两者的观点     

试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苏联的整个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其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密不可分。本文试图在略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历程和基本逻辑的基础上,对这些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特征和意义作一简要的分析与评估。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其上台不到一个半月后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题为“召开苏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及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全面阐述了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首次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描述了这一加速发展战略的主要精神。不仅如此,在这一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还耐人寻味地既“重申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和随后的历次中央全会上制订的战略     

全球化催变思维方式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实际上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最重要特征。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害怕与否,它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唯有深入研究全球化的规律,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上掌握全球化的主动权。1.全球化正改变着我们思维赖以参照的坐标     

走出一条新路——成都市基层民主建设与乡镇机构改革调研报告

党的十六大以来,成都市作为国务院城乡统筹改革试点单位,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以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为保障的科学发展总体战略,逐步形成了一种成都模式。本研究报告将围绕成都市在乡镇机构改革、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城     

没有法治的民主是残缺的民主

在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上,学术界和社会上有两种错误的偏见:一种认为我们应当先推行法治,然后再推行民主;另一种认为,只要推行民主了,法治自然会发展起来。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则非常有害。民主与法治不可分割,必须整体推进。没有民主,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法治最实质的意义,就是宪法和法律成为最高的公共权威。离开民主政治去谈论自由、平等和法治,就像离开市场经济去     

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的“北京共识”一文,使他在海内外一举成名。这表明,近年来关于中国的讨论受到国外舆论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主要原因有四。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经济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上的“拉美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