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廷其人与西山

正北京的西山,风土怡人,秀色可餐,文化积淀亦颇深厚。即便寺庙,亦每因人显。宝廷是光绪年间的名士,"清流四谏"的主将之一,名气极大。与灵光寺也极有渊源,栖居题诗,忘返流连,不失为佳话。灵光寺为西山八大处之首,亦是京西游览胜地。其称第一名刹,也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之故。寺之悠久,始建于唐。不幸被八国联军重炮摧毁,1919年才重建。所幸佛牙舍利在清理瓦砾中幸存。但在光绪八年(1882)以后,灵光寺又大引     

厅长读博不上课莫被异化

“论文博士”制度在一些教育发达的国家推行多年，应有其合理之处．但大家更扭心，类似的制度引进后，会不会被异化成“特殊学生”不劳而获的绿色通道。这种担心可以理解，因为异化在教育领域已经发生过太多：本意为鼓励全面发展、特长突出的“特长生”、“保送生”以及多种高考加分项目，被异化为获得名校入学资格的手段，     

论二次创作作品独创性之界定

作品的独创性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规定并不明确,使得司法实践中法官对独创性的判断无法可依,只能依靠法官个人经验和认知程度进行自由裁量,直接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通过对二次创作这种新兴的创作形式,结合相关案例进行著作权法框架下的分析,探讨和研究独创性的界定标准,可以避免产生因概念不清给司法实践带来的盲目性和任意性.     

当代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生成机制及应对措施

利益集团就是指那些具有特定的共同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人们的集合体,它们试图通过影响公共政策来提高或促进集团内部的共同利益。对利益集团的价值判断不是一种简单的是福是祸的抽象评价,而要依据具体情况从各个角度全面分析。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既得利益集团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特殊现象,它主要是指那些与公共权力、公共资源紧密相关,行为方式极其隐蔽,以不正当手段积累巨额财富,并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利益团体。既得利益集团的生成机制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紧密相关,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挟持立法为其保驾护航。     

相约格瓦拉

切·格瓦拉是一个响彻全世界的名字,是革命、游击战和消灭不平等差距的代名词。他不仅仅是一个在古巴英勇战斗、在玻利维亚英勇就义的英雄,而且也是一位不为人知的出色的摄影家。那张由阿尔伯托·柯尔达拍摄的题为《英勇的游击队员》的照片,格瓦拉在贝雷帽下灼热、坚定、闪烁着光芒的眼波,洋溢着希望微笑的面庞和英雄信仰象征的美髯,自1960年问世即如潮水一般汹涌澎湃——被亿万次的复制     

倾情银坛报党恩

正"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党的伟大事业造就了千千万万个优秀党员,千千万万个优秀党员的智慧力量汇聚成党的伟大事业。在党的事业发展的进程中,一些长期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进步的老党员,因其特殊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履历,而对党充满着深情。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起开设新栏目《老党员抒怀》,请那些对党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老党员吐露心声,也让我们听听他们入党时的"初心"和情怀。首期请到的是享誉影坛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2017年12月2日,是于老入党整整70周年的日子。——编者     

指导性案例的应用障碍及克服——四川法院案例应用试点工作的初步分析

引言自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发布第一起案例〔1〕迄今,历时数十载,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仍"待字闺中",其间虽有理论之关注与实践之探索,但总体而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仍未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艰难一跃。2010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案例     

王鹏运词学结社活动与临桂词派的勃兴

摘要：临桂词派在词系传承上属常州词派，是常州词派在晚清后期的发扬光大。它之所以得名“临桂”，并最终独立成派且统领清末民初的词坛。除了因为其领袖人物王鹏运、况周颐为广西临桂（今桂林）籍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社会与文学创作的诸多因素。其中临桂词宗王鹏运的词学结社活动与I临桂词派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为临桂词派得以蔚然勃兴的关键因子之一。     

我们特产为何别人做主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了一则新闻，有游客反映自己在三亚某特产超市买到的嘉积鸭竟然是湖南生产的。这嘉积鸭本是海南四大名菜之一，琼海的特产，什么时候跑到湖南生产？这实在让人有点啼笑皆非。然而，对海南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海南并不少见。     

审判中心与证据法：一点浅思

关于“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审判中心及其所可能引发的程序结构变迁为证据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或者说新的推动力，但这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就审判中心主义即证据法发展的空间或推动力而言，我觉得我们还处于想象之中。现在我们对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意涵和实现路径还有争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围绕审判中心主义所进行的地方性试点改革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范就更是如此。甚至包括最早推进庭审实质化试点改革的成都中院，大家都还在继续探讨而根本没有对此作普遍推广。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了一个司法改革研讨会，有领导明确表示：“怎么搞审判中心主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各家都还有不同意见。至于怎么做，也是不成熟的。”既然在如何理解和推行审判中心主义这个逻辑前提上都有不同意见，很明显我们探讨证据法应如何发展的时机还不太成熟。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至今仍处于发挥主观想象力这样一个阶段。就此而言，学术界和实务界仍然需要围绕何为审判中心主义，如何实现审判中心这一命题上进行深入的对话与探讨，以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厘清我国证据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