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领导干部要苦练五项“气功”

领导干部作为公共管理者和公共服务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宗旨。保障这一宗旨真正得到落实,不仅需要外在制度的规约,更需要领导干部勤修气功,真正从认识上提升对于公共服务的认知。     

公共管理者既得利益问题研究

既得利益是社会利益格局之一,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违背公共性的既得利益却是社会发展的毒瘤,不仅侵害了社会分配的公平性,还会严重降低社会资源的分配效率,因此,必须加以破除.公共管理者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有着自己职业群体的合法既得利益,也会存在着不为社会认同的非合法性既得利益.探寻公共管理者既得利益形成的内在机理,设计合理的治理路径,对提升公共管理者的公共精神有着重要意义.     

公共企业的伦理困境研究

从规范的角度讲,公共企业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政府职能的延伸,承担着诸多的公共服务功能,扮演着公共利益的增进者和维护者角色。同时,公共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又必须参与市场经营,具有使资产保值增值的营利性经济功能。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直接委托人,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对公共企业进行管制和规控,使其对政府负责,但作为间接委托人的公民却无法直接行使最终委托权,使公共企业对自己负责。由此,公共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公共服务与经营营利、公共利益与团体利益、国家责任与公民责任多重价值的排序和选择,如果选择不当,便会陷入伦理的困境。     

新农村视野下农民政策敏感性培育问题探索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群体的整体素质将决定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和推进速度,因此,必须大力培养和提升这个群体的整体素质。其中,政策敏感性的培育和提升在我国当前涉农政策密集出台的背景下,显得迫切而重要。     

多中心治理下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优化

现实中存在多种政策产出机制:政府主导下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多种政策产出机制在各民主制国家都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试论非正式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非正式组织广泛地分布于正式组织内外,虽无固定形态,但却以其独特的作用对社会管理产生着影响。以其与正式组织的关系和对社会管理的作用为标准,非正式组织可划分为积极依附型、积极独立型、中间依附型、中间独立型、消极依附型、消极独立型几类。当前,政府应在鼓励各类正式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同时,切忌忽视对积极型非正式组织的激励、对中间型非正式组织的引导,和对消极型非正式组织的规约,以便整合各种力量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管理。     

公共政策能力与党的执政能力论析

公共政策作为社会价值的分配工具,强有力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执政党作为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可以说,执政党对于政策各环节的掌控能力和作用大小,是其执政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重要外在体现,因此,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抓住党的政策能力建设这条主线.     

公共管理者角色转换：概念、类别

公共管理人员作为公共问题的处理者、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存在着诸多的角色转换的需求,诸如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角色的转换、决策者与执行者角色的转换、公职角色与社会角色的转换等等。这些角色转换不好,就有可能引发公共管理角色的冲突,造成公共管理活动的失误甚至失败,进而招致社会资源的流失和对公共管理者及公共管理部门形象的损害。处理好多种角色的转换是公共管理活动导向公共利益的基本保证。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价值、类型及标准化构建

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责任、织密法治监督之网的法治责任和优化行政检察格局的检察责任,应围绕行政执法违法展开,不宜介入解决纠纷违法和制定规范违法。检察机关应先行建设监督机制、多元运用监督方式、数字赋能法律监督,有效规范监督工作的开展。     

破解政策终结困境的有利因素分析

一、公共政策终结困境形成的原因关于政策终结的内涵,在西方存在多种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观点:分别是:G·D·布鲁尔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与计划的调试,大凡政策与计划无法发生功能或已成为多余或过时,甚至不必要时,则将政策与计划予以终止或结束。”狄龙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