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能力评估及强化路径探索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十二五”规划中又一次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说明，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将会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日提高，人们对于各类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的需求也在不断的膨胀，对于各类公共服务供给相对匮乏短缺的农村更是如此。、当下，无论从公平正义的视角，还是从维护稳定，促进国家和谐发展的角度来讲，都应当进一步重视乡镇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     

充分发挥纪委在抓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的监督检查作用

新时期，面对惩腐防腐的新形势、新任务，中共中央发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及《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该文件给纪委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的监督检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纪委如何按照《纲要》和《规定》的要求，充分发挥自己在抓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的监督监察作用，是新时期党委应当给予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试论政策终结要求下的政策参与促动

政策在完成使命,或者无法发挥预期功能条件下,如果不能及时地终结而继续运行,往往会带来资源浪费、机构臃肿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但由于存在利益的纠葛和冲突,政策终结通常很难顺利的开展和完成。要达致及时、有效的政策终结,除了要合理利用政策终结的内部力量(主要来自政策的权威主体),还要充分发挥政策参与的外在动力。基于当前我国政策参与的弱点与不足,有必要采取措施进一步促动公众政策参与。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在各民主制国家多种政策产出机制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协调两种治理机制，更好的发挥整体社会治理效果，是建立科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基于能力提升的有限政府塑造

有限政府是个相对概念,其塑造需要基于一定的经济社会背景。无论政府职能与规模在量的绝对数上是大是小,只要它与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能深度契合和有效匹配,那么这种政府就是有限而高效的,其治理能力通常也会较强。当下,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政府、社会与市场分工尚未得到合理的廓清,政府事实上承担了过多的经济社会职能,这就引出了"有限"政府建构的命题。有限政府的建构,不应单纯地追求政府规模的减缩,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功能"有效发挥基础上的"成本"最小化,也即政府能力的最大化。     

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在社会多元治理背景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因宏观上不同的内驱力、价值取向和运作机制,微观上政府职能扩张、群众自治意识淡薄和基层自治组织的利益聚合表达功能不强等因素的影响,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协调困境.为更好地发挥社会多元治理机制,实现社会的“善治”,必须找准路径,使这两种不同的治理机制走出协调的困境.     

公共政策能力与党的执政能力论析

公共政策作为社会价值的分配工具，强有力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执政党作为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可以说，执政党对于政策各环节的掌控能力和作用大小，是其执政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重要外在体现，因此，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抓住党的政策能力建设这条主线。     

试论非正式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非正式组织广泛地分布于正式组织内外，虽无固定形态，但却以其独特的作用对社会管理产生着影响。以其与正式组织的关系和时社会管理的作用为标准．非正式组织可划分为积极依附型、积极独立型、中间依附型、中间独立型、消极依附型、消极独立型几类。当前，政府应在鼓励各类正式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同时，也重视对积极型非正式组织的激励、对中间型非正式组织的引导和对消极型非正式组织的规约，以便整合各种力量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管理。     

群众满意：党创先争优活动的根本度量标准

一、群众是党的合法性的来源 在韦伯看来,合法性是人们对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它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政府的一种政治价值判断,＂即是对政治权力的承认。＂合法性关乎政党的存亡,国家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