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被告、被执行人为村民委员会案件的调查与思考

在大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基层法院处理以村委会为被告、被执行人的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却居高不下,这大大降低了村委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农村影响较大,应及时尽早解决。     

吸毒罪初探

吸毒罪初探刘艳红随着国际毒品犯罪日趋猖獗，吸毒现象像瘟疫一样在我国急剧蔓延，并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全国吸食海洛因、鸦片等麻醉品的已有近２５万人，一些地方吸食大麻、吗啡等精神药物的还有数十万人。①我国吸毒的形势异常严峻，其社会...     

聋哑人假想防卫系意外事件

1991年9月30日晚九时许,被告人崔某系聋哑人,路经某村罗某个体经销店,便前去拍门欲买烟,见店内无人即离店而走。此时,该村村民罗甲见此情景,感到行为可疑,向其喊话,“是什么人?”崔毫无理会继续向前走,罗甲又大喊;“捉强盗”。罗甲之子罗乙和同村村民易某闻声追赶至一大树下,见崔蹲在地上,又追问崔“是什么人”。崔仍未理睬,罗乙上前将崔抓住,反扭其胳膊。崔某对这突如其来的行为无法理解,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随手从挎包内掏出一把尖刀朝罗乙左大腿猛刺一刀,     

自动驾驶的风险类型与法律规制

自动驾驶汽车事故的法律责任应依据不同风险对事故主体和责任类型进行区分。在自动驾驶汽车生产阶段,存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自动驾驶汽车的制造风险与难以进行特殊道路路段测试的安全风险。在自动驾驶汽车应用阶段,基于发生事故后的事故责任和保险责任的认定,存在自动驾驶系统与驾驶员的过失风险和故意风险。根据不同风险类型,在坚持自动驾驶责任主体否定论的前提下,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规制路径应从民事侵权责任和刑事责任两方面展开。在民事责任方面,驾驶员与自动驾驶系统本身均不适合责任承担,由生产者一方承担责任更具正当性,并应同时引入责任保险制度作为社会化救济方式。在刑事责任方面,生产者因为设计缺陷或者未履行自动驾驶汽车应用安全管理义务并发生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对于交通肇事过程中驾驶员的刑事责任,则应该根据自动驾驶汽车的自动化分级进行分类探讨。     

民刑共治：中国式现代犯罪治理新模式

受民刑不分以刑为中心的传统法制影响,重刑轻民的刑治模式成为我国犯罪治理的主导模式。为回应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以及民法典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应构建民刑共治的中国式现代犯罪治理新模式。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以追求良法善治为目标,而传统刑治模式体现的是以泛刑化和重刑化为特征的犯罪之制,这就需要通过民刑共治新模式实现向犯罪之治的现代化治理目标转型。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价值,而传统刑治模式体现的是工具主义的物本逻辑,这就需要通过民刑共治新模式塑造犯罪治理的人本逻辑价值观。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要求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家理念,而传统刑治模式则体现较强的公权扩张色彩,这就需要以民刑共治新模式构建私权保护的现代化法治思维,最大化地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当下中国刑事立法应当如何谦抑?——以恶意欠薪行为入罪为例之批判性分析

晚近以来我国刑事立法未能有效地实现刑法谦抑主义。在吸收密尔(Mill)损害原则、帕克(Packer)的刑事制裁界限理论及德日法益理论等合理内核基础之上,可以考虑从如下消极层面回答当下中国刑事立法如何实现刑法谦抑主义的问题,即刑法不应成为替代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管理法";防范和治理严重社会危害行为的"危害防治法";缺乏公众认同仅体现立法者意志的"立法者的法";未穷尽其他措施即予启动的"最先保障法"以及难以有效执行的"纸面上的法"。恶意欠薪行为的入罪最为典型地违背了上述标准,其入罪的正当性合理性值得深刻反省。其入罪后存在的难以启动司法程序等实际问题极有可能使之成为无助于解决薪酬支付纠纷的"稻草人"罪名。     

人工智能法学的"时代三问"

当下,对人工智能法学的发展应基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哲学层面进行反思,为此提出问名、问需和问策这三个"时代之问"."问名"即人工智能法学的身份之问,"问需"即人工智能法学的内涵之问,"问策"即人工智能法学的发展之问.就名称而言,人工智能法学不是"人工智能+部门法学"或"(计算)数据信息+法学",而是由"人工智能+法学"交叉融合而成的独立新型学科.从内涵来说,人工智能法学需要探讨"法治实践的智能化"和"智能技术的法治化"这两大维度及智慧法治理论与实践等六大领域.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法学应贯彻新文科建设发展理念,正确认识"未来法治",注重法学的实践性和新文科建设的内部整合.未来我国应在法学一级学科之下设立全新的二级学科人工智能法学,以彻底解决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并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法治实践智能化方案.人工智能法学始终是"面向人"的研究,其实质是"AI+HI"(人工智能+人类智慧),它永远是且只能是"以人类为本".     

实质解释何以出罪——以一起挪用“公款”案件为视角的探讨

在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论争中,实质解释在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出罪功能往往不被重视.实质解释是对犯罪成立所有条件的解释,它更注重严格控制解释的尺度,要求行为必须达到值得刑罚处罚的法益侵害性才能被认定为该当于客观违法构成要件,必须达到值得刑罚处罚的非难可能性才能被认定为该当于主观有责构成要件.对于挪用公款罪的认定,在客观上应当实质地解释“国家工作人员”,反对形式解释之身份论,应实质地解释“公款”并论证其公共属性;在主观上,应当实质地理解犯罪故意,独立地考察行为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公款”等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知,查证其违法性认识.根据实质解释的立场和方法,能够否认教职工挪用尚未交付学校的“点招费”行为的客观违法性并阻却主观有责性,显示实质解释的出罪功能.     

试析生态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推进路径

当今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化解生态环境危机刻不容缓,生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正确认识生态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明确生态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至关重要。要推进生态思想政治教育,可从宣传生态伦理观,形成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完善生态法治制度,建设生态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机制;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的生态育人合力三个方面着手。     

组工干部要常修“三身”

围绕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提出的全面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大力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要求，组工干部须常修“三身”，即“以德立身、以才强身、以俭正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