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院校计算机教材改革初探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普及和发展,军队院校计算机教材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和教学的需要,滞后性和局限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进行军队院校的计算机教材的改革,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军队院校的计算机教材的现状、计算机学科的特点和部队院校特殊性的分析,对计算机教材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讨。     

严于自律的本身是最好的宣传

2004年,中国律师的发展值得回味。从年初中央领导的批示为中国律师队伍的发展指明道路开始,到紧随其后大张旗鼓的教育整顿活动,使律师更加明确了自己应做什么和怎么做。年底,在全国范围内,首次由行业协会评选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和优秀律师,更是为律师业今后的发展树立了榜样。一系列的活动,使2004年的律师管理工作一气呵成。听着社会上常有的关于律师的八卦,如何将律师的进步传递给社会,让民众更加了解和信任律师,树立律师良好的社会形象,宣传必不可少。2005年新年到来之前,中国律师杂志社邀请了部分律师在北京召开了“律师宣传与形象”研讨会,全国律协的领导和参会的律师对杂志社的宣传工作提出了许多希望和要求,有些发言对律师事务所的宣传也十分有益,我们选择了部分研讨会发言刊登于本期。     

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及其模式的构建

目前,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中存在着诸多弊端。本文在总结有关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旨在寻求符合我国国情、切实可行的违宪审查模式。     

后殖民理论视野中东方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

后殖民理论揭露出从殖民时期到全球化时代西方对东方的隐蔽的文化霸权,东方民族的文化在西方的知识生产和文化渗透下,被扭曲被贬低,被掩盖被抹杀。东方民族也有对西方的文化抵抗,但力量是非常微小的,东方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在后殖民理论视野中是悲观和无奈的。在东方民族面对全球化时代新的一轮西方文化冲击时,东方民族应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双阶构造解释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同时蕴含公权行使特征与私法自治内涵,主流非公即私式解释进路无法为其提供圆满解释。基于德国法上双阶理论对法律制度剖析的全新思路,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属性的识别应摒弃非公即私式的解释路径,正视制度运行中的多重法律关系并通过阶段划分构建其层次结构,形成兼顾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之行政法律关系与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之民事法律关系的双阶构造。由于双阶之间呈现出以私助公的深层机理,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应围绕公共利益的实现,从公权力的合理行使和私法自治的适度限制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环境司法中利益衡量的规范化进路——以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为基点

环境司法是解决环境争端的重要途径,其中必然会涉及到利益衡量的过程,法官通常会先从环境法律规范中发掘确定的利益阶层秩序,为环境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寻找客观评价标准,但这样仍会给法官留存较大恣意空间。而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其核心功能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限制司法裁量恣意,因此有必要在环境司法利益衡量中引入此制度,并针对环境司法审判中常见的疑难问题发布指导性案例,辅助制定法提供确定的利益阶层秩序,同时指导性案例中的利益衡量逻辑思路和利益衡平方式也可被参照援引,为规范环境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做出创新。     

关于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修复的思考

党的基层组织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在当前经济市场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政治民主化的趋势下,基层党组织在发挥服务功能的同时能不能发挥政治功能,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的强弱。本文以此为契机,研究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修复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思考。     

法学本科教学模式之探讨:法学实验室建设

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最大不足之处在于教学与实际脱节,毕业生欠缺法律实务能力,由此出现了法学教育成品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现象,这是现今法学本科教育的缺陷,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今的法学教育模式存在明显的问题,忽视社会对法学专业人才的实际要求,造成所培养的人才与社会脱节。而对法学实验室建设的研究就是探讨从法学本科教学模式的角度解决这一问题。     

论丰臣秀吉的统一举措及其在日本历史上的作用

丰臣秀吉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先是作为织田信长的重要将领横扫群雄，而又继其后在统一过程中实施对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力量有和有伐，杀伐联结，对民众颁布《刀狩令》等灵活的战争策略；推行太阁检地建立有效的经济体制；确立新的政治体制。为统一日本及巩固统一采取了一系列开基建制的有效举措。这些举措不仅对当时的统治秩序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被后来的江户幕府所继承。无疑其进步意义是主要的。     

智慧警务数据安全风险的法治应对

智慧警务作为一种新型的警务发展形态,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然起步。但数据安全规范缺位、民警数据意识淡漠、数据伦理规范弱化、数据技术安全等因素置数据安全于风险之中。公安机关应以法治为价值引领,以制度规范为保障,以伦理规范为补充,实现智慧警务数据安全风险的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