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代西方公民资格理论的逻辑结构

20世纪90年代,公民资格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话语。当代西方公民资格理论以保障民主制度有效运行为出发点和目的,以建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理论主线,以探讨公民权利义务关系和公民品德为主要内容进行了理论架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宪法框架下司法权监督问题刍议

依法治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依宪治国,其要求所有活动的评价标准必须统一于宪法,接受宪法监督.司法权作为维系法律生命的重要权能对保障权力运行,实现权利保障和社会公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宪法框架下重新架构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应树立司法权威观,摈弃司法权力观,完善司法权监督的自律性制约机制;且以宪法为依据完善司法权的外部监督.     

《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解读

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印发《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是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全国性规章,必将推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积极稳妥开展,确保这项改革依法规范进行。现就《暂行办法》作一解读。一、制定《暂行办法》的必要性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下发以来,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6个试点省(市)的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认真贯彻…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重整计划执行变更规则检视

重整计划是经多方博弈形成的事关债权人、债务人及其出资人、职工、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利益安排的重要文件,一经法院批准即应当保持相当的稳定性。但是重整计划执行中也可能会遇到执行困难甚至执行不能的境况,从法律与风险的关系、重整制度的价值追求以及重整计划的性质看,允许重整计划执行中的变更具有正当性。变更事由的厘定应当在利害关系人意思自治与法律规制之间保持适度平衡;重整计划执行中的变更属于特殊时期企业治理的重大事项,应当设置合理程序以便利害关系人就修改重整计划展开充分博弈并加以表决;法院对于重整计划执行变更应当享有最终裁决权,对变更的重整计划进行审查时,既要本着实事求是、尽可能推动重整计划贴近实际、有利执行的角度许可必要的变更,又要基于重整计划执行的严肃性、稳定性之要求慎重批准变更。     

承运人责任基础的新构建——评《鹿特丹规则》下承运人责任基础条款

《鹿特丹规则》有关承运人责任基础的规定,从性质上说,应当属于《汉堡规则》的完全过错责任制,从举证责任的分配分析,更接近于《海牙规则》,从结构的特点看,《鹿特丹规则》用举证责任的归属贯穿责任基础始终。其基本构成是:管货义务、除外风险和适航义务实行不同的举证责任分配,达到三个推定的目的,既体现过错责任制度,又平衡了船货双方的利益。     

60年60个重要案例

1951年 李季陶破坏土改案 [影响力]《土地改革法》颁布後土改运动中的典型案例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部署,充分发挥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与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的对接,教育部加强政策引领、优化资源配置,奔着最紧急、最急迫的问题去,加快原始创新突破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为解决"卡脖子"问题提供支撑.     

论发货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本文分析了发货人的含义及其特点 ,论述了发货人在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在此基础上 ,对今后我国《海商法》第四章修改中关于发货人的法律规定提出了相应立法建议     

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文娱活动

<正>文艺工作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健康的文娱活动在军队中必不可少。文娱活动泛指娱乐活动,包括看戏、看电影、唱歌、跳舞等,为特定目标群体提供空闲时间的消遣和精神上的享受。文娱活动在我军中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时就号召全军要重视宣传工作,连队的文艺宣传活动也逐渐发展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