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职业化中的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精英化

职业活动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政治生活中职业政治家的出现其实是现代化的一项成果，改变了农业社会等级身份制条件下的那种与一定的身份相联系的状况，更不是世袭嬗递的。因而，在现代民主政治的代议结构中产生的政治家并不是一个身份群体，而是一个职业群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政治活动职业化的基础上生成了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的职业化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在扩大为整个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过程中又受到了官僚制的格式化，从而把包括政治家在内的所有社会治理者都纳入到了严密的职业体系之中。在官僚制对专业知识和标准化技术的追求中再度塑造出了一个职业等级体系，即建构起了由技术专家构成的等级体系。虽然政策问题建构权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权力，而在实际上，政策问题建构主体则是一群技术精英，并在官僚制这一“分工一协作”体系中按照自身的职业活动逻辑开展行动。这样一来，政策问题建构权在理性化的同时也脱离了人民，甚至经常性地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从证据依赖到证据治理：审视共识构建中的循证路径

证据成为政策共识构建的重要依据，共识构建依据可循的证据而做出，进而出现了循证共识的概念。循证共识所循的证据主要包括数字化与符号化的事实材料以及可重复可追溯的论证资料，循证方式体现为科学范式内的论证与推理，随着共识构建越来越倚重证据与循证流程来获得技术合理性，循证共识出现了对证据的依赖。但是，证据依赖却使得循证共识陷入多阶段困境中，原因在于：证据创制时存在技术局限；证据选择时存在态度偏见；证据阐释时出现共情误差；证据应用时出现适配偏差。这要求从证据依赖转向证据治理。证据治理重视证据，但同时也对证据本身加以考察，并在共识构建全过程中思考证据应用的合理性，证据治理是一个多维建构的过程。     

公共政策供给滞后的理论及原因探讨

政策过程就是"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循环过程,当政策均衡被打破时,就需要通过政策供给来实现政策变迁。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政策供给滞后,这使得政策供给研究有了现实意义。本文第一部分阐述了公共政策供给滞后的理论及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第二部分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探讨了公共政策供给滞后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思考。     

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公共物品的产权分析与供给模式选择

本文从公共物品的特性出发 ,简要阐述了公共物品的特征必然导致“搭便车”和外部性的现象 ;第二部分本文对提供公共物品的不同产权机制进行了比较 ,具体论述了公共产权和私有产权、社团产权各自的优缺点 ;最后针对我国现状 ,提出了对于不同的公共物品应采取不同的供给路径 ,特别针对“准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提出了几点看法。     

协商民主与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提升

协商民主作为当代西方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形态,以其固有的特性,对政策合法性的提升有着根本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协商民主内在的一些紧张关系,以及将协商与决策诉诸制度实践时存在的非连续性问题,也可能影响到因为协商而获得的决策的合法性。就中国目前现实来看,需要作出一系列的努力来通过协商对话提升政策合法性。     

论现代创制秩序生成的政策路径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瓦解了以习惯维持的自然秩序,转向对创制秩序的追求,法律和政策就是创制秩序建构的基本路径。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社会中的异质因素和不确定性都可以被纳入这种具有普遍性效果的规范之内,社会秩序得以实现。但是,创制秩序是依托于社会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在此结构之中,政策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为了方便于中心对边缘的管理,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就是因此而来。当人类进入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后工业化历史阶段,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对象之间的界限将逐渐消失,政策不再是工具性的存在,而是服务于行动者的合作行动的发生。在合作行动中,政策将逐步突破工具性的狭隘视野,成为道德的载体,合作秩序也将随之生成。     

地方政策移植的类别辨析:以政策目标驱动为视角

政策移植是作为政治企业家的地方政府在理性的利益追求中通过知识增量而形成新的共约性知识的过程,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由此对政策主体目的与驱动的考察就成为理解政策移植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根据政策主体开展政策移植的目标和驱动力的不同,可将地方政策移植分为政绩驱动型与辖区利益导向型两种。不同类别的政策移植在关注的政策内容、政策移植的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政绩驱动型政策移植更多地关注对物力资源的竞取手段;地方政府在辖区利益导向下将人力资源、制度资源等政策亦纳入政策移植视野。另外,上述划分不能与多罗维茨和马什划分的自愿性与强制性政策移植一一对应,而更多是处于连续的中间地带。     

政策问题建构线性模式及其解构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政策问题建构模式体现为一种线性模式。线性模式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贯穿于政策问题建构过程的力的方向单一,二是政策问题建构的主体隔离,三是政策问题建构的价值单一,四是政策问题建构固定为政策阶段论的一个环节。随着后工业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快速增长,政策问题建构的线性模式被解构了。自上而下的决策流程无法真实、准确地建构政策问题;社会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对碎片化管理提出了质疑;单一理性主义受到挑战;政策阶段论也被迫宣布解体。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社会治理的机制导向应转向服务导向,政策问题建构的合作模式成为更符合情境的模式。     

论知识分子及其向技术专家的蜕变

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范畴,尽管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群掌握知识的人,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产生大致是在12世纪。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公共舆论而促进了近代以来的社会以及政治的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实现了向技术专家的转化,并以技术专家的身份介入到了政策过程之中,从而直接地参与到了社会治理过程之中。当知识分子转化为技术专家之后,便成了专业化知识和技术的象征,其批判性和自主性也基本丧失了,不再担负起集中公众意见、刺激政治体系的功能。特别是在技术专家与技术合理性的社会之间实现了相互建构之后,甚至使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都包含了某种"反民主"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