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于政治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政策问题建构权

在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上,政策问题建构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在不同的部门间移动.本来,政策问题建构权是一项立法权力,在民主的途径中自下而上地集中起来,集中到了立法部门.在政治—行政二分原则提出之后,政策问题建构和政策制定则被视作政治部门的权力,而行政部门则定位在政策执行的角色上.然而,在“新政”时期,行政权的扩张也使政府把手伸向了对政策问题建构权的争夺上.但是,当行政部门攫取了政策问题建构权时,人们则以行政部门的属性为由而将这一权力认定为管理权力.在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的发展中,行政部门的政治属性再度得到确认,因而,政策执行也被看作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行政活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政治性质也同时得到了承认.     

公民参与与"政策悖论"及其解决途径

公民参与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容忽视。从理性经济人理论出发,公民在理性地追求最大利益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政策远离公共利益的情形,即“政策悖论”。分析了“政策悖论”出现的原因,并试图提出避免“政策悖论”的方法和途径。     

中国加入WTO要求建立有限政府

中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本文在阐述有限政府的内涵的基础上,从WTO规则协议的要求出发,就建立有限政府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于政策议题的类型学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在政策过程中的动态实践,也是实现实质性民主的关键环节。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政策议题的多类型与全覆盖、互动方式与渠道的多维度与多形式、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多主体与广参与、公众参与到政策议程设置的全过程乃至政策全过程。但是,不同类型的政策议题在其议程设置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实践也不同。根据政策议题利益牵涉范围与议题的知识属性,政策议题可分为三种：技术性议题、社会性议题与规划性议题。技术性议题政策议程由政府与技术专家主导,公众经验知识输入做出补充;社会性议题往往由公众触发议程设置,专家开展政策问题建构;规划性议题由上级政府做出理性规划,基层进行输入和反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程序和步骤,而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议题和情境来做出选择和调整。在现实中,也只有通过多种形式才能在政策议程设置阶段实现真正的民主。     

实际制度供给滞后与政府行为分析:博弈论的视角

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阐释了实际制度供给滞后的概念以及政府的作用,从二手房买卖个税征收的案例具体分析了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以此来分析实际制度供给滞后的原因,最后本文提出了矫正实际制度供给滞后的路径。     

基于时间情境重构政策效率的内涵

现代社会中政策过程是一个时空存在,政策目标与流程都与时间相关联。当效率成为政策过程的追求目标,而且效率又从技术维度上得到理解时,时间代表的速度就成为政策效率的重要因素。与效率相关联的时间是一种抽象的计量工具,是可计算可度量的时间段,这种时间概念契合了单一维度的效率观。但实际上,时间是多层次的彼此关联的体系,作为工具性计量单位的时间段也须从情境中来界定其意义。这样,时间与速度之间解绑,位于时空情境中的政策效率其内涵也需得到重构。     

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目前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疑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市场失灵的存在,要求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但政府也存在政府失效的问题,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能完全予以确定,然而政府由无限政府逐渐向有限政府转变,会减少政府失效所带来的损失。     

话语视野下的政策不决定及其消解途径

政策不决定关系到政策议程的设置进而影响到政策制定,后现代话语理论对不决定及与之伴随的权力封闭性提出了质疑与挑战。在话语视野中,政策不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缺乏一些人的对话,无法保证话语的真实性。只有政策过程中实现自由、对等、公开的对话,才能避免因少数人对话所出现的官僚制独白,消解政策不决定的困境。     

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一方面要努力解决市场失效问题,承担政府微观经济管理职能弱化后的部分职能;另一方面又要借助其他力量来填补对某些领域直接参与、直接管理手段的放弃所形成的结构真空.这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对政府职能、规模、权限加以限制.同时要注意培养市场和社会的自主性发展能力,让政府在承担解决市场失灵与市场不足的双重任务中,逐渐向弥补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转变,其目标是逐步建立起有限政府.     

我国转型期地方政策移植失灵的表现与成因分析

政策移植失灵的表现包括"移非所需"、政策移植价值偏失、片面化政策移植、移植政策存在缺陷、外来政策难以"嵌入"等。"问题—方案"与"方案—需求"模式不是判断政策移植是否失灵的标准。鉴于政策移植是一个技术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过程,可将政策移植失灵的原因归结为政治与真理的冲突、利益表达失衡以及政策移植能力不足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