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经验理性的背离与融合：决策模型的演进轨迹

理性决策模型在很长时间都占据着政策过程理论的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政策科学运动的失败,理性决策开始受到全方位的反思和修正。研究发现,后续决策模型沿着政治情境强化与个体行动选择两个方向来开展,最终在论证转向中汇聚成民主化的路径。这一演进历程体现为对技术理性的背离,同时在政策模型中加入了经验理性的因素,最终实现政策过程中技术理性与经验理性的融合。具体的决策模型出现了多元、差异并且混合交融的特征,这也体现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决策过程的多层次、多面向与权变性。     

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目前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疑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市场失灵的存在,要求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但政府也存在政府失效的问题,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能完全予以确定,然而政府由无限政府逐渐向有限政府转变,会减少政府失效所带来的损失。     

话语视野下的政策不决定及其消解途径

政策不决定关系到政策议程的设置进而影响到政策制定,后现代话语理论对不决定及与之伴随的权力封闭性提出了质疑与挑战。在话语视野中,政策不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缺乏一些人的对话,无法保证话语的真实性。只有政策过程中实现自由、对等、公开的对话,才能避免因少数人对话所出现的官僚制独白,消解政策不决定的困境。     

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一方面要努力解决市场失效问题,承担政府微观经济管理职能弱化后的部分职能;另一方面又要借助其他力量来填补对某些领域直接参与、直接管理手段的放弃所形成的结构真空.这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对政府职能、规模、权限加以限制.同时要注意培养市场和社会的自主性发展能力,让政府在承担解决市场失灵与市场不足的双重任务中,逐渐向弥补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转变,其目标是逐步建立起有限政府.     

论政府危机管理的制度创新

在全球化进程中,危机管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而政府危机管理水平依赖于制度创新。本文首先界定了危机和危机管理,以及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界定了制度的内涵,接着分析了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现行制度的缺陷以及政府为提升危机管理水平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容,在最后探讨了危机管理制度创新的几种方式。     

我国转型期地方政策移植失灵的表现与成因分析

政策移植失灵的表现包括移非所需、政策移植价值偏失、片面化政策移植、移植政策存在缺陷、外来政策难以嵌入等。问题—方案与方案—需求模式不是判断政策移植是否失灵的标准。鉴于政策移植是一个技术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过程,可将政策移植失灵的原因归结为政治与真理的冲突、利益表达失衡以及政策移植能力不足三个方面。     

流动社会中数字治理的优势、风险与完善北大核心CSSCI

流动性是当前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社会流动性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和实施数字治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数字治理的优势在于:数字技术能对社会问题进行抽象化表达、连续性追踪、减速化处理以及合作行动网络重塑,从而实现对复杂社会的简单化治理。但数字治理也存在风险:一是技术局限性导致对社会问题的狭隘化处理,包括对社会问题的不当简化、治理方式的固化;二是理想化的预测与规划导致生活受到技术的控制,如科学预测带来僵化的管理思维、技术在规划生活时也在支配生活;三是对技术理性的强调挤占了社会治理的价值空间,导致治理责任与主体性的部分丧失。因此,需要基于流动性情境来完善数字治理:通过数字技术的流动性推动社会治理结构的创新;赋予数字符号以动态的、具体的意义;在多元主体行动中进行数字系统的合作生产;从人本主义出发对数字治理进行评判和考量;在流动性的数字流程中完成治理责任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