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三十年

改革三十年，日子在一天一天的琐事中度过，或许很难感觉出身边发生了多大变化，可蓦然回首，说不定会吃惊得连自己都很难相信。举个例子说吧，三十年前，全国人民买米买油还得凭粮票、油票，三十年后，人口增加了，土地没增加，可没了粮票油票，我们活得更好了；过去农民种地，收了粮食要先交“公粮”，再卖“余粮”，剩下才是自己的，如今农业税全免了，“皇粮国税”成了老黄历；     

敞开言路好为官

今年一开年，辽宁西丰县公安局派人进京，到法制日报社拘传一名记者。原因是这位记者在采写的一篇报道中，涉及到该县县委书记，当地公安以“涉嫌诽谤罪”对记者进行立案调查。人虽然没有抓到，但此事一时传为奇谈。大家都奇怪这个县太爷是怎么当的，竟然不知道国家自有国家的法律在，北京的地面并不归西丰管。想来这位太爷在西丰土皇帝当惯了，还以为只要自己的手伸得够远，就能连北京的天也能一块给遮了。     

涂正坤烈士诗抄

涂正坤,原名正生,湖南平江人,生于1897年。幼年家境贫困,只读了四年书,便开始学裁缝。1925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被选为嘉义地区农民协会副会长。北伐军挺进湖南     

市场探访：好茶为何卖不出好价钱

清明前后，新茶纷纷上市。记者带着本刊上期提出的“好茶为何卖不出好价钱”的问题，走访了北京马连道茶叶市场，请茶商们谈谈他们对此的看法。     

企业社会责任和国际法

<正>绪论这篇文章设法回答以下问题:企业社会责任(CSR)是国际公法的一项特殊法律规范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可以在何种程度上约束一个国家和企业?广泛认为,私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自愿行为,不受法律的约束,比如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守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跨国企业指南也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宗旨和法律的宗旨也是不同的。但是,企业社会责任在法律上的影响和效力对私人企业有相当大的重要性。如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刍议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门党性强、艺术性强、理论水平高的科学,是一门塑造人类灵魂的高尚艺术。因此,教育者本身应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应具有良好的思想意识、道德水平和理论修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把握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特征,有的放矢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改变贫困也需要长征精神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翻开历史图册，不难看出，红军长征的行军路线大部分都是一些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经济发展相当落后的偏远地区。这其中至少有两个理由：是在反革命势力的重重包围中，选择这些交通闭塞、反动势力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区，更有利于突破敌人的封锁；二是这些落后地区的老百姓苦大仇深，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想，支持或者参加红军。长征的胜利证明了红军路线选择的正确性。因此人们说，长征是一次“红色的西部大开发”。     

指标效应“忽悠”了众乡亲

城镇化人口是小城镇建设的“硬指标”。前两年，有个西部县为了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发了文件，定了任务，决心“拿下”这个“硬指标”，在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动员大批农民办理了“农转非”。不少农民在放弃农民身份转为城镇户口以后却发现，身份转变非但没有给他们带好处，反而丧失了许多原有的实惠。比如说，原来农民享有的“两免一补”没有了，而城镇居民应该享受的低保待遇他们又享受不到。乡亲们觉得被“忽悠”了，这样的”农转非”实在没啥意义，纷纷要求转回农村户口，却被告知“难度很大，我们也没有办法”。     

农民子女怎样“出”大学门？

听近来农民子女上大学又成了被广泛热议的话题。有的说如今农民送子女上大学的意愿下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少了；也有的调查指出农民子女上大学的数量实际并没有减少，只是上重点大学的少了，而在普通大学中，农民子女的数量反而是上升的。     

给企业穿棉袄也别忘了给农民戴草帽

随着“家电下乡”和随后而来的“电脑下乡”、“汽车下乡”，以前只有“城里人“才享用得起的现代生活的若干“大件”，就都在乡下“报了到”，算是基本“聚齐”了。“硬件”到齐之后，“软件”也不甘示弱。最近听说，电信企业也高度看好农村市场，认为未来3G的主要市场在农村。或许不久之后，保不齐还会出来个“电信服务下乡”或者“3G网络下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