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护对国际未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的影响

未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的发展深受人权保护思潮的影响.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父母共同责任原则、父母首要责任原则、社会广泛支持和公力救济原则反映了各国未成年人监护立法的潮流.人权思想同时也对国际监护的冲突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人权因素在具体的国际司法适用中也存在限制.     

欧洲家庭法统一进程的最新发展——以欧洲家庭法协会为视角

欧洲家庭法协会(CEFL),以协调和统一欧洲家庭法为己任,自2001年成立以来着手对欧洲传统家庭法领域展开实体法协调的尝试。在离婚、离异配偶间扶养、父母责任等家庭法领域起草若干原则作为示范法,反映了欧洲比较家庭法的最新发展进程。即使在欧盟各成员国批准《里斯本条约》后,CEFL仍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     

中美有限合伙立法背景及独立法律人格之比较

中国新的合伙企业法引入了有限合伙.美国的有限合伙法由来已久.对两国立法的背景和历史的比较有助于了解有限合伙立法的轨迹和发展趋势.美国合伙法确立了有限合伙的独立法律人格地位,中国立法则对这一理论问题予以了回避.美国合伙法明确区分合伙人内部财产和舍伙人的外部财产,中国立法则采用了"合伙人在合伙中的财产份额",不过其性质则并不明确.     

多看“常态”少受骗

日前看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中央有关部门人员分头自行悄悄进入全国12个城市,检查文明城市建设评比情况。当记者问及为什么要这样做时,有关人员回答“是为了看到他们的常态。”事实上这样近于微服私访式的方式也确实了解到不少以往兴师动众的检查所了解不到的“常态”。     

再论国际私法条约在国内法上适用的几个问题

国际私法条约从性质上可分为统一实体私法条约、统一冲突法条约和统一程序法条约。其在国内法上适用的方式、自执行力以及与国内法的效力优先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分歧,应认真研究,以适应全球化趋势的要求。     

我国未成年人烟害防治之立法考量

我国目前关于未成年人烟害防治的法律法规寥寥无几,且主要侧重于对公共场所之烟害防治,对于烟害之家庭防治的规定存在立法漏洞.未成年人和胎儿的健康权利不仅优先于成年人在公共场所的吸烟自由,也优先于成年人在家庭的吸烟自由,同时也优先于孕妇的私生活权.应当从家庭、学校、烟草生产经营者及国家各层面进行未成年人烟害防治的立法.     

“民国四大公子”的风雨人生(连载二)

民国初年,京津沪的上层社会把当时四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豪门子弟称为“四大公子”,他们是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张伯驹为了避免“国宝”流失而不惜倾家荡产,用忠诚和生命捍卫保护了中华民族重要文化遗产。袁克文反对父亲袁世凯称帝,曾引起人们普遍的理解和尊重,他在诗词书法等方面的成就也为人称道。而溥侗,精通音律,戏曲造诣很高,京城名票。张学良,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民国四大公子”,在人生的道路上,都有一段坎坷而又不寻常的传奇经历。     

两岸关系解决模式之国际法探讨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长久以来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政府为经作了大量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有了长足的进步，实现祖国的统一存在着一个解决的途径和方式问题，中国政府在充分考虑历史因素和现实情形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模式用以解决大陆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关系并最科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随着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的签订以及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充分证明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但自李登辉上台以后，相继推出“两个政府”、“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等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论调，1999年7月9日更是推出“两国论”，公然将两岸关系歪曲为“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两国论”背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严重损害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和一切爱国人民的感情，危害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两国论”在国际法上违背了国家主权原则。     

论性别平等对美国儿童监护立法流变的影响

美国儿童监护立法的流变受到许多因素的推动,性别斗争在其中是一条不可忽略的主线,贯穿儿童监护立法进程的始终。美国儿童监护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期英美法上父亲明确对婚生子女享有绝对的照管、监护和控制权利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母亲监护优先阶段,幼年推定原则、母亲优先原则开始建立;第三个阶段是强调父母平等监护阶段。     

WTO对中国外商投资立法的影响

重构中国的外商投资立法体系已成共识，中国加入WTO是其有利的外部因素。WTO协定中TRIMS协议和GATS协议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规定了国际投资问题，特别是其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对中国外商投资立法的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