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决一府两院报告是喜是忧

“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不能通过,既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又可能存在值得深思的隐患。应当站在法治和宪政的高度反思并进而完善这一制度。文章认为,政府报告工作制度应予进一步规范,检察院报告工作的制度应在改革横向领导体制的同时予以完善,而法院报告工作的制度则因无宪法依据及有违司法独立的法治原则,应予取消。     

婚内强奸罪的法理学分析

进入 2000年,一件看来极不起眼的刑事小案——王卫明强奸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引发起一场激烈的学术论争。 2000年 1月 12日《人民法院报》理论版挑起论争之火,《法学》 2000年第 3期辟专题讨论,《判例研究》第 2期发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中央电视台及某些地方电视台也予以报道或讨论。一个判三缓三的刑案何以掀起如此巨澜 ?因为它触及到国人最为敏感的区域：家庭性暴力问题。这次前所未有的学术论争标志着法学界对几千年来压迫妇女的法律的最深沉的反思。本文试图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实在法上的罪与非罪的讨论…     

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议行合一“就是“议”和“行”组织的同一与职能合一。“议行合一”作为一个描述社会主义政权权力结构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不符,作为一种理想的权力结构模式更是有害。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议行合一”只有在不正常的时期才短暂地存在过,除了战争年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议行合一”的理论与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

价值法学本身经历了重内容、重形式、重程序、程序与内容并重的进化路径。重内容的法学是价值法学的中坚 ,但是以启蒙理性为特色的片面的重内容的法学却极易走向自己的反面———价值独断与极权。法学研究中的形式转向是法的一般理论从法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前提 ,但极端形式主义最终导致价值相对主义甚至道德相对主义 ,是法律灾变的理论诱因。重程序的法理学是结合形式与内容的枢纽 ,但片面的重程序也会导致价值无涉。考夫曼的程序与内容并重的法理学代表了 2 1世纪法理学发展的方向     

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与法治观念的冲突

我国现行法律解释对于正确实施法律和弥补立法粗疏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现行法律解释在制度和观念等方面均与法治存在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律解释的法律依据的规范性程度差;在法律解释主体方面存在立法解释和检察解释,行政解释权过大等。     

廉政文化建设当以制度建设为先

光阴似箭,《检察风云》自呱呱坠地转眼已过12个寒暑。在她成长的第200期来临之际,是否要表示一下,怎么表示?编辑部最后决定扩版16页,通过邀请20位来自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请他们就《检察风云》自创刊以来,一贯追求的弘扬廉政文化这一主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既作为对创刊200期的庆贺,也作为对今后办刊的鞭策,并以飨广大喜欢《检察风云》的读者们。     

美国刁民推进美国法治

这个刁民还是个女的，名叫凯露，是美国康州纽伦敦的一名护士，1997年，她家刚购买不久的房子被当局征地拆迁，于是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争议，并由此引发了美国对土地征用制度的改进。     

中国司法概念史研究

司法这一概念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的司法、新法律传统中的司法和现制中的司法。在正史中,司法作为学理用语最早出现在《汉书》中,作为政府职务,它最早出现在隋代,历唐、宋而亡。古代司法的核心意义是"司刑",与税收、户籍管理一样,是地方政府的一项行政职能。新法律传统中的司法出现于清末变法后,它的核心含义是与立法、行政相对立的审判,是宪政概念下的法概念。同时,司法也保留了行政意义,是指称行政机关中与审判相关的事务。现制下,司法一度被负面化并从政治法律语言中消失了2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司法得以复活,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司法与宪政的意义关联被忽略,这需要学界作进一步的努力。     

究竟有没有“中国法学”？

无论是基于研究者的国籍、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指导思想还是基本概念体系或研究方法,＂中国法学＂作为学术概念都不可避免其逻辑上的矛盾。坚持所谓＂中国法学＂,追求中国法学自身的所谓特殊性、主体性,会导致法学研究的学术方向性问题：背离学术的前提——普遍性和开放性。     

法律责任论

责任一词在中文里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份内应做的事，指“职责”和“义务”，前者如“医生责任”、“厂长责任”。后者如“举证责任”，“应尽的责任”等。二是没有做好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