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克服官僚主义的民主法制思想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集中反映了他对官僚主义的立场、态度和基本思想。二十年后的今天,重新学习这篇重要文献,有助于进一步加深我们对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依道治国：韩愈开辟的法理命题

在佛教盛行、道教兴旺的唐代,韩愈立足于捍卫儒家圣人之道,开辟了一个纲领性的法理命题：依道治国。就像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把法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一样,依道治国是把道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根据韩愈的叙述,作为治国依据的道是儒家圣人之道,与老子之道具有本质的差异。儒家圣人之道的实体内容是仁义,具体体现为礼乐刑政。仁义是道之端,礼乐刑政是道之末。通过“求端讯末”,韩愈建构了一个赖以载道、据以治国的规范体系。从思想渊源来看,依道治国命题在内容上主要承袭了孟子的思想,在方法上吸收了禅宗的“教外别传”观念。从思想影响来看,韩愈的依道治国命题构成了“宋学”或“道学”的先导,为宋代的“四书”编纂提供了思想铺垫,构成了中国法理学史在汉宋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纽结。     

作为法律工程学的法家学说

在自然科学领域,早已形成了理学与工学并立的知识格局.在法学领域,按照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分野,则可以形成法律理学与法律工学的并立.法律理学侧重于法学基本原理的探究,可以称为理论法学或法律理论.法律工学主要在于实践与运用,它追求的目标是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法律工学就是法律工程学,也可以理解为实践法学.先秦法家学说主张以法治国,并强调通过以法治国实现国家富强,具有法律工程学的性质.至于法家第三期,则可以视为法律工程学的典型样态.阐明法家学说作为法律工程学的性质,有助于厘清法家学说与法学的关系,亦有助于法学知识体系中法律理学与法律工学二元格局的形成.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研究

针对“辽宁贿选案”导致的辽宁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履行职责的现实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了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在中国宪法实施过程中多次出现的这种筹备组,可以类型化地称为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作为一种具有宪法意义的组织形式与制度雏形,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设立有宪法及法律上的依据.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权力主要是一种派生性、临时性、程序性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需要处理好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委员会、上级人大常委会、同级党委的关系.当然,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旨在应对的法理危机亦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     

论习惯法的诞生

习惯法的诞生，并不需要经过国家的承认。禁止性的习惯法，源于人的恐惧心理；允许性的习惯法，源于人的模仿本能。除此之外，血缘关系构成了习惯法诞生的外在背景，群体利益构成了习惯法诞生的内在动力，舆论毁誉构成了习惯法诞生之后的保障机制。以习惯法的诞生机制作为基础，还可以就习惯法与习惯、道德、制定法、原始法等相关概念的关系做出初步的辨析。     

显隐之间：百年中国的“新法家”思潮

自清末以降，“新法家”作为一种法政思潮，已经或隐或显地流淌了一个世纪。“新法家”思潮中“隐”的一面，主要体现在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沈家本、陈独秀、吴虞等人的著述中；“显”的一面，主要以陈启天为代表。从“新法家”的角度，可以有效地解释从“富强”到“发展”的主流观念史。“新法家”法政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兴起，既是“新战国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法政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