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D-3D人脸图像叠加比较的个体识别方法在汉族个体中可行性研究

目的 探讨基于2D-3D人脸图像叠加比较的个体识别方法在汉族个体中的可行性。方法 采集10位汉族个体的2D视频监控图像（包括正面、左侧面及右侧面图像）及高精度3D人脸模型,通过Autodesk 3ds Max 2018软件对3D人脸模型进行透视匹配处理以叠加至2D人脸图像上,并计算叠加后2D-3D人脸图像中11组对应特征点-点间距离的均值,将来自同一个体的2D-3D人脸图像叠加比较定义为匹配组,将来自不同个体的2D-3D人脸图像叠加比较定义为不匹配组。结果 整体而言,不论正面、左侧面或右侧面,匹配组与不匹配组间对应特征点-点间距离均值范围均不重叠（P <0.05）。结论 不重叠的均值范围初步表明本文所述的基于2D-3D人脸图像叠加比较的个体识别方法在汉族个体中具有一定可行性。     

认真贯彻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加强企业党组织能力建设

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极重要的会议。学习贯彻好会议精神,落实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企业党的建设,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推进铁路跨越式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完善

非法证据应当界定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实施非法取证行为的主体主要是司法官员特别是侦查人员。非法证据能否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展示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甚为复杂的问题之一,集中体现了刑事诉讼程序两大基本价值目标———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对立与冲突。原则上,现代国家均禁止非法取证。对非法取证主体的处理,一般通过实体法和内部的职业道德、纪律规定予以制裁,但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在程序法上的处理,不同法系国家的做法不同,…     

孙安民:死磕“血泪楼盘”

绿色生态高尚社区,可赠送屋顶花园,超低的价位和收益,铺天盖地的售楼宣传单……这一切对期盼幸福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2006年3月9日上午,在北京饭店一楼金色大厅,来自陕西的孙安民荣获由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房地产协会共同举办的“2005商品房诚信建设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特别     

证明标准与刑事政策

作为关涉治理的学问,法学从来就不是纯粹哲学的绝妙搭档,毋宁说昨日主要是政治学的密友,今又与社会学颇有亲缘。左、周二君在本文,力图诠释作为刑事司法规则的证明标准及其变化之蕴涵,对此可谓心领意会,他们既未固执于本体论的玄宏叙事,亦不满足于“人权保障功能”的简体抒情,而是从司法权术这一向度来审视之,对于证明标准由绝对真实论向相对真实论(或曰经验性证明标准)的这一转向,就其之所以被现代社会合法化、有效化,进行了一次细致、缠绵的知识社会学意味的“解密”。他们认为,经验性证明标准本身作为一种可能性艺术和审慎的实践智慧,是不断追求社会控制的有效性的权力程序的政治回应,因此与多面向的刑事政策互为纠缠,并深陷于刑事网络双重化,即在犯罪/刑罚这一对范畴之外再加上危险性/安全措施这一对范畴的情境中。作者附带盘查了中国刑事司法的有关问题,比如强调客观真实、缺乏证据生成机制等,总体上而言缺乏对案件区分处理的平衡技术;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除了意识形态之苛求外,欠缺必要的社会技术条件也是主要原因,例如程序控制、有效组织的法纪社会等。     

范式转型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基于实证研究的讨论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长期被比较法学范式与新意识形态法学范式所支配。这两种研究范式所生产出的研究成果并不足以支撑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当采用实证研究的范式来观察与思考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时,可以探求到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更为有效的思路与方案。实证研究范式与传统研究范式的差异,还使得实证研究范式具有构建中国本土化刑事诉讼理论体系,打造具有中国气派刑事诉讼制度的方法论意义。     

自动决策算法的法律规制:以数据活动顾问为核心的二元监管路径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以自动决策为特征的算法被广泛使用，这也使得算法透明化的目标愈发紧迫。强制公开算法路径、验证或认证算法路径、个人算法解释权和算法结果控制等都是对算法监管的有益探索，但或因有违基本的制度期待，或因适用范围有限，而无法成为算法监管的有效手段。算法监管涉及政治、经济和法律三个社会子系统，应当通过数据活动顾问这一“接口岗位”实现系统间的结构耦合，从而借助系统间的协力有效监管算法活动。有鉴于此，我国应当设立以数据活动顾问为主、数据活动监管局为辅的二元算法监管机制:数据活动顾问从企业内部对算法的设计、使用和评估进行陪同控制；数据活动监管局则从外部对数据活动顾问提供必要的援助和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从现代化理论来看 ,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向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转化的历程。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与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之间在程序理念、结构以及运作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对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显然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差 ,导致了改革目标的错位以及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据此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定位为建立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     

论法官的知识

我国目前正在推进司法活动专门化的进程,受社会的变化、法官与学者的作用以及国家策略等因素的影响,法官的知识也必将发生结构性的变迁。现代社会中法官的知识对法官及社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法官知识的转型过程中,在关注法律专业知识的同时,不应忽略法官的生活知识及生活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