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终极诉求

“三极”思维在中国传统宇宙观、历史观、自然观、知识论、治国方略等领域普遍存在,其表现于传统政治思想,总体上就是“天-君-民”生克循环之格局:沿相生方向,是民生君,君生天,天生民;沿相克方向,是民克天,天克君,君克民。民不能克君,故不得谓之“民主”;君不能克天,故不得谓之“君主”;天不能克民,故不得谓之“天主”。在这个生克循环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所追求者既非纯粹“民主”,亦非纯粹“君主”,更非纯粹“天主”,而是“无主”。此种政治不追问政权归属问题,只用心于“权力运作”,以“政权”或“政治所有权”为一块“产权不明”、“共同开发,共同经营”的“无主飞地”。“无主”、“无头”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最高秘密”,“产权不明”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终极密码”。     

比较哲学:从“四句教”看“二律背反”

目前有关"四句教"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涉及西方哲学,不涉及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问题。"四句教"在中国哲学史上,可以追溯到好几个源头,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对"四句百非"作了"不完全展开",其代表作《净名玄论》的内容与康德的"纯粹概念之形而上学演绎"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而以"中华格式"而观康德,主要有四点不同:第一,二律背反每组有两句;第二,二律背反主要证明逻辑上相悖的两个命题都能成立,不涉及四句教的双亦、双非问题;第三,康德将宇宙论的问题归结为四组问题;第四,康德认为四组比量相违有轻重之分,以第三组——自由观与决定论——最重要。     

中华“天下政制”及其当代价值北大核心CSSCISSCI

"天下主义"是中华各家之基本价值观,追求超乎国家观念、超越国家疆界、构建世界制度,"以天下观天下",而非"以国家观天下"。《周礼·天官冢宰》之"政制架构"不只是"治国之道",更是"平天下之道"。《礼记·王制》之"政制架构"既有封建制度、寓郡县于封建制度,又有国家制度,明显是超乎国家观念的。《荀子·王制》所谓"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论""王者之法"及其化外制度、君子制度、群分制度、有余制度等等之构想,亦均是超乎国家观念的。费孝通先生"双轨"或"一国两制"之观察局限性很大,实际上中华"天下政制"乃是"郡县制""封建制""宗藩制"混合而成之"一国三制"。贤能主义与精英主义、可持续主义与长久主义、混和主义与三极思维、文化主义与柔弱主义、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天-君-民循环生克主义等等,乃是中华"天下政制"之价值观基础。当今世界"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已趋极端,将来之发展,若不参鉴中华"天下政制"及其价值观,恐无前途。     

比较哲学格式新论:平行比、影响比、偶合比

将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引入比较哲学领域,可得"平行比"格式;将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引入比较哲学领域,可得"影响比"格式;将哲学史、文学史上实际存在的"偶合研究"引入比较哲学领域,可得"偶合比"格式.目前比较哲学界专门讨论"平行比"的文献不多,专门讨论"影响比"的文献也不多,对"偶合比"更是缺乏足够重视."平行比"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间没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对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发现各个对象的特殊性或总结共性内容;"影响比"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间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对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影响的过程或逻辑;"偶合比"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间疑似但不能肯定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对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正确认识和处理偶合现象.     

论"国学"之作为"学"

“国学”就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就是渗透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史学等具体学问之中的“有别于西方思维的中国思维”。它主要表现为:只讲“相关律名学”(correlation-logic),而不讲“主谓式句辞”(Subject-predicate proposition);只讲现象论,而不讲本体论(ontology);只讲符号论,而不讲实在论(realism);只讲“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而不讲“外在关系”(external relation);只讲“大心论”,而不讲“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之类的任何“中心论”;只讲“职司主义”或“功能主义”,而不讲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等等。这是一整套有别于“西学”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有了这套独立的“思想体系”,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新大人论:西方哲学之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

中国哲学虽然拿不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却可以推出“大人先生,”可以推出超越“自我中心”“、地球中心”、“人类中心”等“中心论”而对天地万物“一体平看”的“大写的人”。这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大人论,”著者称之为“旧大人论”。其基本视野有三重:以“太一”而求“最高,”以“太极”而求“最大,”以“太和”而求“最多”。此种根本思维方式导致中西哲学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新大人论”是要以“旧大人论”为基础接纳西方哲学为其环节:就“最高”一方面说,假如我们能将“白”之研究当成“大白”之研究的一个环节,将“辩”之研究当成“大辩”之研究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则我们就可以将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就“最大”一方面说,“宇宙共同体”是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西方哲学的最大视野只达到“生态共同体,”只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就“最多”一方面说,西方“一体化”正驱赶整个世界走上“消灭多样性”的不归路,立于宏观与长远的视角,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一体化”视为中国“太和”思维框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特例。“新大人论”的根本目标是把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或特例来处理。     

“三款六式”:用“中国哲学”解析干群关系

干群关系是我国政治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始终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从中华祖先构建的一种普遍有效的"公共哲学框架"即"三款六式"出发,去研究和解析干群关系,既可以梳理出干群关系的所有形态,也可以指明干群关系的发展趋向。在"三款六式"这一框架之下,干群关系共有三款,即"相分"、"合一"和"若一",每款之下又有两式,共计六式,把干群之间的所有关系形态都完整地呈现出来。     

论中国哲学没有"功利主义"——兼论"大利主义"不是"功利主义"

梁启超、冯友兰、韦政通、朱伯崑、田浩诸大家,均误认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功利主义"的传统.实际上中国哲学家根本不倡导"西式功利主义":他们不主张以"义"为手段,不主张以"动机"为手段,不主张以"利他"为手段,不主张以"利物"为手段."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这才是中国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坐标.中国哲学讲功利,但必把群体之功利摆到优先于个人功利的位置上,亦必把天地万物之功利摆到优先于人类功利的位置上;中国哲学家习惯于立足"宇宙背景"谈"功利",优先考虑"天地之利"或"大利".这就是所谓"大利主义"."大"是中国哲学考量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撤掉这个"宇宙背景",则中国哲学失其为"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失其为"中国思想"、中国学问失其为"中国学问"矣."大利主义"完全不可用"西式功利主义"去解读.     

关于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的初步设想

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至少有三项理由:一是学科建设方面,迫切需要“西方哲学批评史”这样一门学科;二是材料方面,“西方哲学”中“批评史”的材料几乎是现成的;三是内涵方面,有很多“西方哲学史”覆盖不到的地方,必以“西方哲学批评史”研究之。不能以“西方哲学史”取代“西方哲学批评史”,“西方哲学史”乃是“西方哲学批评史”的对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