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往要有新思维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有着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实现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经过两国几代人的培育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中日关系取得了全面深入的发展,中日友好深入人心。历史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和睦相处,互利合作,不仅可以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可以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胡锦涛     

意志力的经久较量:若干历史范例透视

四大历史事件提供了争端问题上国际经久较量的历史范例,它们是:美苏冷战史上的柏林问题争斗;中美之间就美台断交的长期较量;中苏之间就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的多年争执;中日之间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激烈对峙.对这些范例的透视和分析提供了饶有意义的启示,可予借鉴,以利中国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业已历时约30年的对美较量.特别重要和迫切的启示在于:意志力较量是决定争端经久较量结果的根本因素;在对方对已方的根本态度已变得有利、或方向已定地趋于有利的情况下,行使意志力的目的只在于改变对方在争端问题上的立场,使之从属或符合已经或正在形成的这一根本态度;就此而言,与必须变更对方的根本态度相比,达到目的的信心可以大得多,倘若有相应的足够强劲和坚毅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来自五个源泉:对争端所攸关的利害关系的意识;对其可能的广泛和长远效应的期望;对总体环境中争端较量的大趋向的预计和信心;争端问题上已方阵营的内部统一;政治领导者或日较量统帅的个人秉性.     

成就与挑战: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念与对外政策形势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至今大多依靠广义的软权力并且取得伟大成就的和平发展有越来越明显的根本大战略裨益,并且在世界政治很大部分变化着的基本性质中有其坚实基础。然而,中国大体上依然缺少狭义的软权力,特别是其中关于基本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软权力(或曰最大的狭义软权力)。与和平发展密切相连的和谐世界理念基于四大要素:世界政治基本性质正在经历的变迁;中国和平发展的伟大实践经验;中国的世界秩序理想;中国的大战略需要。"国际责任"正在成为中国大战略问题的首要关键词,而当前一种新的对外政策形势——重要的新麻烦迅速多样化增生和分散化表现——蕴含着中国正在面临的意味深远的新挑战。目前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就是要鉴于中国目前内外瓶颈问题的一大共同来源,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不平衡的发展模式。     

美欧接近、中欧疏离与中国的战略需要

近来世界政治中一个相当突出和重大的事态,是继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启大西洋两岸间的一个空前紧张时期之后,美欧在政治和战略上迅速和显著地接近.它们目前彼此呼应和合作的程度即使没有接近往昔的冷战高峰岁月,也已经接近冷战后曾有的共同军事干涉时期.德国默克尔担任总理以来,一直采取亲美政策,与其前任大相径庭;法国自2007年政府更替以后亦如此,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萨科齐总统近来公开宣布法国意欲重返20余年前退出的北约军事组织;英国目前已非布莱尔执政末期国内舆论强烈诟病本国政府积极参与伊拉克战争可比,新首相布朗4月中旬访问美国时发表重要演说,主题为恢复和弘扬英美特殊关系.尽管萨科齐和布朗最近都面临民意支持度严重下跌的窘境,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困难都缘自他们的国内表现,与对外政策无涉.欧盟主要国家在美欧都异常关注的伊朗问题上,与美国的立场和行为差异已大大缩小,而在对俄关系紧张与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这两件事上,它们的态度和政策与美国如出一辙.     

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和综合的中间立场——关于全球性挑战的一种论析

在由全球范围跨国和跨社会的显著威胁和重要危险构成的全球性挑战问题上,思想史上存在两类悠久和广泛的对立的视野或思想方式: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在最根本问题即应当按照威胁的范围、烈度、有关后果预计和原因理解来具体和仔细地界定全球性挑战上,当代普遍主义视野和实践有种种重大错误和弊端,总的来说是将问题及其应对办法的一大根本内涵——复杂和具体的"地方"内涵"全球化",而当代特殊主义视野和实践虽然在多数场合多少优于普遍主义,但倾向于看轻共同威胁和共同利益,将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绝然"地方化"。正确的应是介于它们两者之间的一种综合立场:既确认和重视全球性挑战的存在、增生和严重性,通过平等协商构建互相间合作,又认识和重视各类挑战的具体的特殊性质,理解各国的特殊情势并尊重其正当的特殊利益。     

美国权势、"西方模式"和相关的信心问题

天道无常、世事沧桑的古老哲理经常见证于人类文明史和政治史,包括见证于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虽然这场危机和衰退的具体原因纷繁复杂,但起码没有任何人否认或能够否认它起自美国,并且迅速从美国和华尔街扩展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世界经济大部分领域.     

传统内外的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对外政策与其中国特性

当代中国是中国传统之内和之外的中国。它以改革——包括对内对外国策改革——超越了先前的中国传统,但同时又以复杂精致的深刻的方式承继了中国传统,因而是中国和中国特色的。本文拟选取几个与中国的对外态势和对外政策深切相关、但又更为广泛的中国的观念和行为特征,指出它们的传统中国特性,并且总结和展望中国的国家方向和对外政策方向。     

美国的战后困难和对伊战争的国际政治后果

伊拉克战争与朝鲜核危机是当前最吸引全球注意力的两件大事。围绕这两件大事尤其是前者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诸多争议和变化 ,不能不令每个关心国际事务和各自国家命运的人陷入沉思 :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是否从此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把握国际局势的走向及特点 ?所有这些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中国应当如何与时俱进地调整其外交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战略利益 ?超越具体事件进展本身 ,从更前瞻性的视野对这些重要问题加以深入、理性的探讨 ,无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为此 ,《现代国际关系》专家论坛于 3月 2 8日以“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为主题 ,在万寿山庄举行为时一天的研讨会 ,来自京沪的部分知名学者、专家就此从不同的专业角度进行了深度分析和探讨。现爰刊于此 ,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付印之际 ,伊拉克战争已近尾声 ,朝鲜也发出了愿接受多边协商的信息 ,遂请与会相关代表进行了补充与较正。特此说明     

保罗·肯尼迪的战略思想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迪尔沃思讲座教授、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保罗·肯尼迪可称为近二三十年来最享盛名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在对历史的研究中,这位杰出的学者形成了相当系统、在若干重要方面独具特色的战略思想,特别是补充和升华了业已存在的大战略理论.他的战略思想中对于大战略理论特别重要的部分包括大战略不仅在战争时期、也在和平时期对实现或维护国家基本利益的重大意义;制订和实施大战略的关键--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与其手段之间的协调或平衡;关于各种具体的国家资源或对外政策手段与国家战略间关系的历史--理论分析,特别是对于地缘政治和经济、技术两大类要素的战略含义之尤为深切、具体的揭示.由此,他使大战略理论具有了基本的全面性,而且变得更具历史的可靠依据和丰富例证,从而也更具现实指导意义.